黨國集權制 造神和愚民
對於法西斯主義的社會禍害,資氏著重分析極度集權下的造神運動、愚民政策。
她提到希特勒聲稱振興日耳曼的民族精神,卻剝奪人們的思想自由,「要全民匍匐於他的腳下」;希特勒的國家主義,把國家「變成一個黨的國家,黨成為一個人的黨」,民眾被引入蒙昧和盲從之路。
她論析希特勒「抹殺個體」,「個體的生命是不重要的」,個人都得服從元首。希特勒在慕尼黑組織過青年造反,「他的衝鋒隊是失業工人、流氓、小偷、無業游民,……是他的打手。」
對於希特勒主義的框架,她說:
「頂層一個被神化的,為萬民所景仰的領袖,由兩根柱子支撐:一是民粹主義,一是國家主義,都推向極致。用民粹主義把底層百姓煽動起來,用仇恨對準一個敵人;國家主義為對內剝奪基本人權,對外發動戰爭的一切暴行提供『崇高』的借口。」
學者徐賁論述極權體制下的納粹腐敗,也是獲讀書界留意的一篇。
他以德國史學家弗蘭克.巴約爾(Frank Bajohr)的《暴發戶與牟利者:納粹時期的腐敗》為話題,述評希特勒體制暴露的「黨國多樣化腐敗」:在權力無窮大之下,「元首是永遠偉大、正確」(按:毛澤東也被稱為「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在元首政黨內,等級林立,可享特權包括「特供」和「特別服務」,也可獲結黨營私的經濟利益。
徐氏稱:「納粹的反腐帶有明顯的政治考量」。他提到巴約爾的觀點:「從黨國功利出發的反腐,……常成為一種作秀,也成為方便的政治鬥爭工具」,「群眾對腐敗行為漸漸習以為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