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日俄戰爭宣告結束，君主立憲的日本打敗君主專制的俄國，矢志推翻清朝的中國同盟會卻在東京宣告成立，曾經親手鎮壓戊戌變法的慈禧太后授意光緒帝，一邊宣布廢除延續中國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一邊破天荒地派遣載澤等五名大臣，遠航東、西兩洋，專程考察外邦憲政，並於次年宣布「預備仿行憲政」，於1908年8月承諾以九年為限，推行君主立憲，舉世矚目的《欽定憲法大綱》也隨即出台。再過三年，武昌起義的槍聲催發辛亥革命的高潮，清朝「萬世一系」的君憲計劃成為泡影。及至民國奠基，易主頻仍，憲法文本不斷翻新，憲政之果卻一再難產，至今未曾到位。

　　1922年5月，由胡適起草，蔡元培、李大釗等十六人連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就國家的政治改革提出過三個基本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為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為我們深信「公開」（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因為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劃的飄泊，因為我們深信計劃是效率的源頭，因為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劃勝於無計劃的瞎摸索。

　　這三項要求簡明地表達了知識精英與廣大民眾的期待。

　　2012年的薄熙來、王立軍事件震動了中國與全球，它暴露了以不受制約的權力營造的地方王國之強大。

　　從反右、文革到其他冤案錯案，從毛劉之爭、毛林之爭到薄王鬧劇，重要的不是誰管誰與誰關誰，而是如何盡快落實憲法賦予的人民權利，讓人民用選票來逐步管理各級有權者，規則面前人人平等。

　　憲政既是治國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一個國家與國民的臉面。不同的國家固然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與國情，需要採用不同的憲政模式與民主標準，不過，維護民權與限制公權則是任何憲政國家和地區不可逾越的基本原則。民主與法治乃人類共有的世界文明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