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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蘇解體 主因特權腐敗

 

  2021年12月26日,是蘇聯解體30周年。原是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之一的哈薩克,近日發生街頭暴動,局勢動盪。其因之一,如同蘇聯解體,有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之弊,特權腐敗積聚民怨。

 
丁望

原題:蘇東波30周年 勿避兩個主因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21.12.23,A21版
上網:2022.1.19
字數:原文1,888,上網2,663

 

  關鍵蘇聯,解體,蘇東波,威權制,一言堂,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肅反,短缺,政治清算,斯大林

  引述歷史典籍
  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孟子.離婁)

 
圖1哈薩克各地爆發大暴動。電視新聞截圖。
 

  儒家歷史典籍《孟子.離婁》謂:「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1
.大觀園抄家 衰敗中自毀

  清代的曹雪芹寫《紅樓夢》,不知是否從上述的話獲啟發?他在第74回寫鳳姐,在大觀園查抄小姐、丫環私物。有憂患意識的賈探春光火:「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先從家埵蛘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

  上引的話和故事,給後人的提示是:一個朝代一個社會的興衰,有內在和外在相互關連的因素,真正的「以史為鑑」,不應迴避自身的弊端。  


  2
.解體兩主因 家長一言堂

  12月26日蘇聯解體30周年前,各地有相關文章發表;也議論蘇東波(蘇聯東歐民主改革波潮)的前因後果。

  北上廣知識界藉「第三決議」話題,熱議「以史為鑑」,涉及蘇聯解體的原因,主調是西方的滲透、顛覆,導致蘇共失去執政地位,蘇聯淪亡。

  有思考型學者不贊同此「單一原因」之說【1】,認為不正視體制弊端、特權階層腐朽,把社會衰敗和「變天」的責任全推到敵對勢力,是違背事實。他們提到戈爾巴喬夫(1985—1991掌控蘇共)的「國家罪責」說【2】。

  蘇聯的解體,蘇東波的興起,有錯綜複雜的因素,因篇幅所限無法詳析,本文擇兩個主因來述評:

  一,在政治領域,斯大林模式的極權主義【3】,形成家長制一言堂;
  二,在經濟領域,僵化的計劃經濟體系,導致短缺現象、民生艱困【4】。

  從列寧當政(1917—1924)到斯大林掌權(1924—1953),蘇聯的社會主義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標誌,其實質是極權主義政體。

 
 圖2,1924—1953年,斯大林掌控蘇共,推行極權主義,發動了一系列政治清算。網絡圖片。
 

  3.蘇聯極權制 有四大特徵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哈耶克(F.A. Hayek, 1899—1992)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比較希特勒的納粹主義與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分析斯大林模式的奴役性,但對蘇聯極權主義的定義或特徵,缺乏輪廓性的歸納。

  本欄解讀極權主義政體特徵,歸納為四點。

  一,一黨極度集權,實是領袖人物的極度集權,即個人極權主義;以無產階級專政論,「指導」政治鬥爭和社會管控,形成家長制一言堂。

  二,不開放權力和選舉,沒有反對黨,沒有真正表達投票人意志的自由選舉,沒有議會的監察,沒有民間社會。

   三,社會沒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法治,民眾缺「個體」的自主權,只是執政黨「引導」下的工具、大機器的螺絲釘。

  四,沒有市場主導的自由經濟體系。


  4.斯大林清黨
 政治冤案多

  極權主義政體的形成,與無產階級專政論息息相關,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都聲稱「無產階級政黨」對權力的獨佔,以專政手段鞏固執政地位。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闡述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之後,必須「鎮壓敵人」,它引恩格斯的話:「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稱國家是「特別的鎮壓機器」。此論排除了「全民國家」之說。

  在宣揚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列寧、斯大林等鼓吹建立領袖的絕對權威地位;聲稱沒有這種權威性,就無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領袖的權威地位,有利於執政黨的政治動員,凝聚推行政策或政治運動的力量。但是,極度集權和個人崇拜的權力體制,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規範,造成各級領導人的特權、濫權、任期過長,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超越法律、制度,不受社會監察。

  斯大林掌權29年,形成家長制的專橫格局。一方面,編造叛徒、帝國主義內奸、反革命,透過肅反、清黨一類的黨內鬥爭,建立黨內威懾力。從1920年代的布哈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蘇共高層幹部被誣為西方間諜、黨內叛徒,到1940年代的許多政治冤案,使數百萬人坐牢或失去生命。

 
圖3,戈爾巴喬夫掌控蘇共時,提出「新思維」改革論,但改革的進展慢。網絡圖片。
 

  5.恐懼中順從 被奴役之路

  另方面,在社會上不斷展開政治運動,恫嚇民眾,形成社會恐怖氣氛,使民眾在恐懼中「順從」。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引述的方式指出:「社會主義(指蘇聯)……使每一個人成為一個工具」。毛文革時(1966—1976),北京流行的口號是:「聽黨的話、跟黨走,做黨的馴服工具」。

  赫魯曉夫當權時(1953—1964),有所謂解凍政策,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專斷、個人崇拜,平反一批政治冤案。但是,接著的勃列日涅夫時代(1964—1982),又回到斯大林老路。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蘇聯東歐專家認為,勃列日涅夫「大權獨攬」,以黨代政的弊端更甚,「個人集權加強,獨斷專行現象嚴重」【5】。他提到,1989年蘇聯人民對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有信任危機,人民拋棄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6】。

 
 圖4,1991年12月,在莫斯科街頭的坦克上,蘇共領導人葉利欽發表演說,號召軍隊尊重民意,加快蘇聯的解體。網絡圖片。
 

  6.計劃經濟體 短缺與貧困

  在經濟領域,斯大林實行集權型的計劃經濟體系,以指令控制(下達必須完成的指標)、指導控制的手段,全面管控經濟運行。

  「指導」者的外行或官僚主義,往往導致脫離實際的瞎指揮,企業或其他生產單位的生產、經營效益差,商品的短缺現象令民眾生活艱難,而特權階級卻在短缺現象中謀取私利。

  「兄弟國家」向蘇聯一邊倒,照搬其計劃經濟模式,造成經濟落後、民眾貧困。12月8日,北京體制內的愛思想網轉刊一位教授文章,提到對「蘇聯經驗」有「盲目照搬的教條主義傾向」,他引述小平的話(1978):

  「為什麼要裝美人呢?蘇聯就吃這樣的虧,自以為什麼都是自己的好,其實農業、技術都很落後,結果是自己騙自己。」【7】
 
  小平又說:「我們的大,只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方大,一是人口多。按生產和科學水準來說,……只能算是一個小國。」

  他還說:「幾億人口搞飯吃,糧食問題還沒有真正過關。」

  蘇聯極權主義下的政治風浪,計劃經濟體系下的經濟落後和民生艱困,幹部的貪污腐敗,積下民怨、失去民心。這種自身的弊端,才是蘇聯解體的主因。

 

 註:

 1,三中前大批判 涉蘇東波糾結
 2,戈爾巴喬夫90歲 議論公權罪責
 3,十月革命百年 列寧陰影仍在
 4,計劃經濟體制 官僚主義弊端
 5,陸南泉:〈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政治體制倒退〉,《炎黃春秋》2012年第3期,82—87頁。
 6,陸南泉:〈蘇聯劇變帶給當今中國的思考〉,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21.8.21。
 7,《鄧小平年譜(1975—1997)》,4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