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過國務院副總理的改革家萬里（1916—2015），曾倡議廣開言路、虛心納諫，他說：

　　「每個領導者都應該有幾個有膽識的親密朋友，特別要有幾個敢於提出不同意見、敢於當面直言不諱的諍友。」

　　他又說：

　　「少數賢明帝王還能禮賢下士，結交幾個諫臣密友，我們共產黨員不是應該做得更好些嗎？」

　　唐太宗（599—649），就是「克己勵精，容納諫諍」的賢明帝王。他讚賞魏徵：

　　「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註1】

　　1．農村左折騰　公社農奴化

　　今年7月，適值萬里逝世5周年，「姓黨」網絡平台刊出紀念文章系列。

　　萬里是1977—1979年安徽農村體制改革的猛將，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身份，支持農民包產到戶，實際是分田單幹，最終導致毛的人民公社於1984年解體。

　　這是協助農民在飢餓、貧困中「自力救濟」，被視為一場「解放農奴」的農村變革【註2】。民諺謂：「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註3】。

　　所謂改革，是從了解、正視左折騰和左禍開始。萬里是改革家，首先也是反左猛將；他在安徽、國務院期間，直言批評毛的極左錯誤。

　　他的〈農村改革是怎麼搞起來的〉一文，提到1958年以來人民公社「左」的一套，「簡直是強迫農民，以致剝奪農民」；1958—1960，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萬。他指出，文革時（1966—1976），又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註4】。

　　1977年，他在安徽農村考察，看到農民貧困、飢餓的苦況。他說：

　　「老百姓竟衣不遮體，食不果腹，有的十七八歲姑娘連褲子都穿不上，我們有何顏面對江東父老，問心有愧呀！」【註5】

　　他又說：

　　「人民公社實際上是把農民當作『奴隸』了，使他們失了生產自主權、產品支配權。」【註6】

　　廣大農民吃不飽飯，安徽許多農民要外出，到外省相對「有些溫飽」的縣、鄉討飯【註7】。

　　面對奴役和飢餓，農民不敢講真話。這與土霸式農村幹部的「專政」有關。

　　據三農研究家張廣友的引述，萬里提到教條主義、主觀主義者照文件和「上級指示」行事，「群眾思想不通時，他們就採取高壓手段，不是戴帽子，就是打棍子，強迫下級和群眾去執行，他們可以推卸，自己不負責任。……甚至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弄虛作假。」

　　萬里在安徽3年，不僅允許農民包產到戶，也開放私人養雞、鴨，讓農民「解決溫飽」和掙點零用錢。

　　2．今紀念萬里　提包產到戶

　　1980年代的萬里（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與總書記胡耀邦、總理趙紫陽為第一線的三馬車；在他們之上，有掌控決策、政治全局的第一代老人葉劍英、鄧小平、陳雲。

　　按中共中央的慣例，紀念「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生辰、忌日，逢10年舉行一次。萬里辭世5年而有紀念文章刊出，頗令人有點「意外」。

　　此外，萬里一向主張深化改革和「反左折騰」，呼籲改革權力體制、廣開言路、實現黨內民主。這種「主調」與現在的「兩個維護」、「集中統一」論並不「合拍」，這亦增加人們的「意外」感。

　　紀念萬里的文章，著重介紹他在安徽的農村體制改革，支持農民的「包產到戶」，稱他是改革猛將。也提到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事實是：在許多時段，政改只停留於口號。傳統的集權體制並無大的變動。

　　3．勸尊重事實　說破除言禁

　　紀念文章涉及「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

　　這個「課題」，就是萬里1986年1月演講的標題，這是「軟體科學研究工作座談」的主旨演講。演詞刊出後，在政界、知識界引起轟動效應。

　　轟動的原因，是萬里觸及極度集權的一言堂、毛的一系列決策失誤，建議創造平等、民主、協商的討論環境和學術的自由生態。他說：

　　「只有在高度學術自由的氣氛中，才能才思泉湧，觸類旁通，獨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見。也只有高度政治民主空氣中，才能言無禁忌，力排眾議，慷慨陳情。軟體科學研究應該只尊重客觀事實，崇尚真理，不迷信權威，不屈從個別領導人的意志。」

　　4．決策科學化　勿引蛇出洞

　　他期待改變上綱上線、秋後算帳之弊：

　　「所有的政治問題、政策問題，都是應當進行研究的，在沒有作出決定之前，都是可以討論、可以爭鳴的。不要對不同意見不同觀點，再像過去那樣上綱上線、圍攻批判。」

　　他又提到「過去很長時間內」，沒有真正的「鳴放」。

　　他認為，把「鳴放」當作「引蛇出洞的所謂鬥爭策略」，「是十分可悲的」。

　　他說：「只能領導人獨鳴，又談得上什麼高度民主呢？我認為，我們應該廣開言路，破除言禁，把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切實付諸實行。」

　　5．家長一言堂　哪能說真話

　　1980年代，陳雲（1905—1995）早就說過不要「搞一言堂」、偏聽偏信。

　　 他說：「一個人講了算，一言堂，一邊倒，我認為不好」，「要認真實行集體領導制度」【註8】。

　　他又說：「我們原來吃過苦的，搞一言堂。我過去說過，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

　　在一言堂之下，言路堵塞，不僅在中共黨內不能有不同聲音，社會上也充斥謊言，形成假大空現象。

　　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說：

　　「人們對……『重要指示』只能學習、領會、執行，而不能發表異議，……對上只能俯首貼耳，久而久之，說真話的人越來越少。」【註9】

　　曾任「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的沙葉新（1939—2018）說：

　　「知識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個知識分子不說真話、逼他說假話，這是……最痛苦的事。」

　　6．權力無制約　黨內沒民主

　　言路堵塞，不敢講真話或被迫說假話，關乎政治體制之弊：極度集權。

　　權力「高度集中」於一個人，把個人凌駕於黨之上，自然不會有真正的黨內民主。連執政黨也沒有黨內民主，哪裏會有全社會的民主？民眾沒有實際的知情權、表達權，只能是「聽黨話」的工具：「黨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稱毛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

　　這是對「左的20年」（1957—1976）歷史教訓之述評。事實是：毛的左折騰，在1957年前就存在；在毛之後，極左的沉渣仍未清除。

　　7．編階級敵人　左折騰整人

　　個人極度集權之長期維持，與無產階級專政論、階級鬥爭論息息相關。

　　掌控大局的集權者，一方面樹立絕對正確的「權威」地位；另方面不斷編造階級敵人（今稱敵對勢力），並以鬥爭手段恫嚇和「搞臭」他人，以建立或鞏固震懾力。

　　例如，1959年以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名，整彭德懷（1898—1974）元帥；文革初期（1966、1967）把他關押秦城監獄，後加上「裏通外國」的叛徒、內奸罪，這是「你死我活」的黨內鬥爭模式【註10】。

　　陳雲慨嘆：「過去受左的指導思想影響，過分強調鬥爭哲學，不該鬥的也鬥，動不動就上綱到路線是非。」

　　胡耀邦在1986年的一次演講，也提到毛個人的專斷：「不但聽不得不同意見，而且把不贊成和不完全贊成自己主張的好意見，當成右傾、走資本主義道路、反黨。」

　　在毛之後，大大小小的當權者，也有整人的權力、「專政力量」的支撐，又有唯我獨尊的亢奮，自然容不得「雜音」，講真話揭真相面對很大的風險。

　　萬里說的學術自由、獨立思考、崇尚真理、尊重事實、言無禁忌，不迷信權威（政治權威）、不屈從領導人意志（家長意志、長官意志），是胡耀邦、萬里等改革家的理想主義「景觀」。政改未真正啟動，這些「景觀」都只能是「遙望」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