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徹大悟者　李維漢批毛

　　四千人大會的出席者，大都是副省、副部級或以上的高幹，大致可分為反思派、保皇派。

　　反思派指反思毛文革和毛思想，主張深入批判毛的錯誤、全面否定文革；保皇派則稱毛發動文革的動機良好，是防修、反走資的一場革命，有錯誤、偏失是難免的，主張維持毛的高大形象，反對批毛。前者多為回朝老幹部及知識分子，後者多為文革既得利益者或對毛愚忠者。

　　反思派中，有一批文革前的「老左」，經歷文革風暴後反思歷史和毛文革而大徹大悟，主張全面徹底批毛或推行廣泛的改革。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譚震林，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長陸定一，中宣部副部長、號稱「文藝沙皇」的周揚，就是大徹大悟者。

　　發言涉及毛一系列錯誤，可歸納為五大類：

　　一，長期的極左亢奮，片面強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政策的決定常脫離實際，是個人意志的產物；
　　二，好大喜功，浮誇，形成政界虛假風氣；
　　三，個人品質（品德）差，反覆多變、出爾反爾，愛找藉口整人，手段太狠；
　　四，熱中個人崇拜的造神；
　　五，發動文革，動機不良，造成社會禍害。

　　大會的發言，已在一些解密檔案、傳記、回憶錄透露。研究法治的專家郭道暉，在《炎黃春秋》亦記述發言狀況。

　　根據上述文獻，與會者說得比較多的，是毛的極左亢奮。

　　中共元老、二十年代的中央秘書長李維漢（1896—1984），提到毛有左傾片面性，長期反右不反左；左的錯誤，包括階級鬥爭論，以思想去劃分階級，把知識分子列為資產階級、臭老九批判。

　　他又說，毛不熟悉科學社會主義，不熟悉工業，不懂政治經濟學，很晚才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方毅說暴君　黨內鬥爭熱

　　不少高幹談到，毛最熟悉的，是封建專制主義和帝王的權謀。在軍中相對較開明、文革前的副總參謀長、80年代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張愛萍（1910—2003），說毛「言必稱秦始皇」。

　　據郭道暉的記述，國務院農機部高幹宋敏之說，毛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面」；經濟學家孫冶方指出，毛並未熟讀馬列著作，他把封建帝王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

　　方毅（1916—1997）說得更白：「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連朱元璋也不如他」（《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方毅是周恩來信賴的幹部，文革前曾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80年代當過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兼科委主任。

　　關於毛的經濟決策，不少高幹批評有急躁、脫離實際之錯。有人舉1958年大躍進運動時，毛定下鋼鐵產量翻一番指標，國務院高幹認為無法達到，毛便大罵主管計劃的副總理李富春：「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懸冰之凍。」 　

　　列寧秦始皇　帝王權謀術

　　發言者多與毛有交往，或對毛的政策、政治運動了解至深，故反思比較深刻，也觸及「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

　　毛確是長期有極左亢奮。80年代的大家長小平說，1957至1977年是「左的20年」；事實是：在1957年反右前，毛就有極左亢奮，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高潮，都是極左的政治運動。

　　所謂極左亢奮，是脫離實際、脫離民意，借用史學家余英時對毛的評語就是「反智反科學」；政治想像和家長意志，衍生太多的口號和「中國夢」。當政治動員或政策實施不順時，就編造階級敵人和階級鬥爭，以政治整肅製造恐怖氣氛的手段，繼續強制推行勞民傷財乃至造成社會大禍害的政策、政治運動。

　　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即使是法家也顧及民疾。《管子．經言．牧民》主張施政「量民力」：「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毛的大躍進、土法煉鋼和水稻畝產數萬斤乃至17萬斤的「衛星」，就是不可得之狂想，農奴化的「人民公社」運動更是民之所惡。

　　對於毛的封建專制主義，發言者的批評是中肯的。毛思想的實質是「列寧加秦始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連同斯大林的專政觀）和秦始皇專制，就是毛思想的「內核」。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毛說：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95）

　　家長一言堂　說不怕離婚

　　秦始皇主義必然堵塞言路，敢講真話者少。毛曾說幹部不敢講話，要他們「六不怕」（不怕扣政治罪名、撤職、開除黨籍、離婚、坐班房、殺頭），有「六不怕」的精神準備就敢講話了。這段被稱為殺氣騰騰的話，反襯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秦始皇式的家長制弊端，是權力極度集中於一人，形成一人黨、一人決策的一言堂，遠離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