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傅高義寫六四 留下兩大懸念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2.5.17，A19版 上網：2013.7.8，更新：2017.7.7 字數：原文1,888，上網2,100，更新3,050
關鍵詞：天安門事件，過程，細化，悲劇，生命，誰負責？欲哭無淚，問蒼天 相關人物：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蔣彥永
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寫〈天安門悲劇〉，觸動港人對八九學潮的回憶與思索。他的文章在香港報紙摘刊後，引起一些爭議。北京一位學者認為，他對六四的論述「立場太軟」；也有人說，他極力維護「改革總設計師高大形象」，迴避大家關注的「敏感問題」：該不該向和平請願的學生開槍？以槍彈的鎮壓，建立政治維穩和家長制的權威？
1．把過程細化 讓答案空白 〈北京之春〉和〈天安門悲劇〉，為傅高義大部頭著作《鄧小平時代》的20、21章，是八九學潮的詳細記錄。敘述了各方的意見和爭執，學生的請願、絕食和天安門的清場。詳細的記述，有助於讀者了解學潮的輪廓，但迴避誰應為「天安門悲劇」負責，難免引起爭議。 筆者於6月23日更新上網的書評〈傅高義新著作 論述小平改革〉，稱《鄧小平時代》是一部值得細讀的著作【註1】。就20、21章而言，本書作者疏理學潮的脈絡，花了很大工夫，其特點是重墨於「過程」。 「過程」的「細化」，達至「無微不至」的程度。例如記述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著墨於這樣的細節：「大多數絕食者只喝水及飲料。也有假裝絕食，其實還吃東西的人。」（546頁） 本書作者如能在「細化過程」的同時，深入論析學潮背後的「社會深層次矛盾」、權力體制弊端如家長制、開槍鎮壓的政治責任，諒可讓讀者有以史為鑑的、更寬廣的思維空間。 筆者並不排拒「過程」的「細化」，但對本書作者留下兩大「懸念」而有遺憾之感。 兩大懸念的意涵，一是拍板者下令開槍前，是否有更好的「選項」？二是拍板者和鷹派是否要為「天安門悲劇」負責？這或是許多讀者（特別是香港讀者）想得到的答案，但本書有技巧地交了白卷，以致心中之念仍在懸掛。
2．以比較視野 察兩次事件 以比較歷史的視角，考察應對社會衝突的「選項」，可判斷六四槍聲是可以避免的。 在比較歷史的天平上，一端是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另一端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都起自清明節，都是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自發集會。前者悼念深受毛澤東和江青迫害的周恩來總理，後者哀悼遭到極左派陷害的改革大家胡耀邦總書記。兩次的處理手段卻不一樣。 1976年，毛雖把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卻未下令開槍鎮壓；1989年，「總設計師」把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動亂」（後來升級為「反革命暴亂」），下令軍隊以武力鎮壓，導致上千人死亡（包括秋後算帳被鎮壓者）、數千人受傷。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發生於文革混亂的「嚴峻時期」。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發生於改革開放10年後，並無失控或「天塌下」的危機；與前者相比，沒有以槍彈對付和平請願者的「必要」。
3．有更好選項 重生命價值 限期清場是無可厚非的。但清場的手段有許多較佳的「選項」，不必動用軍隊、裝甲車、體內爆炸子彈。 「選項」之一，是由學校、共青團、婦聯、工會幹部勸說學生回校園，或以兩個武警抬一個學生的和平方式強制驅散。如強制驅散受阻，或可使用胡椒噴霧、水炮一類的非殺傷性工具，這是任何文明社會居民都有的「常識」，決策者怎可以一發怒就開槍殺人？ 對於決策者有無「更好的選擇」，本書作者沒有陳述他的判斷。〈天安門悲劇〉的最後一段「假如」（568－570頁），引述正、反各方的觀點，作為對天安門事件的「總結」。但未引述軍方三○一醫院外科主任蔣彥永醫生的見聞，頗令人「意外」。 更令人「意外」的，是忽略了人的生命價值。香港每年都有維園的燭光晚會，紀念六四亡魂，與會者婉惜他們失去了生命【註2】。 「假如」最特別之處，是引述有人說「他（按：指總設計師）已經別無選擇，只能以他最終採用的方式來維護國家的統一」（569頁）。 八九和平請願並不存在分裂國家的陰謀，怎麼可用「維護國家統一」之名為開槍殺人詭辯。本書作者列舉了這種詭辯，卻未表示任何意見。
1，傅高義新著作 論述小平改革 2，燃亮維園燭光 港人心港人情
趙紫陽，1989.4.30 中共中央總書記 政治局常委會議
是否可以改動「四二六社論」（按：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動亂）對學生請願的定性，肯定大多數學生推進民主和反腐敗的要求，以緩和學生的情緒（按：李鵬、姚依林反對）。
趙紫陽，1989.5.4 在亞行年會的講話
學生遊行「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閻明復，1989.5.15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
肯定學生和平請願的「愛國熱情」，學生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希望中央正確評價這次學潮。
萬里，1989.5.18—19 政治局委員、人大委員長 訪加拿大談話
八九請願「是敦促加快改革的愛國運動」，學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是非常可貴的」。
李鵬，1989.5.19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宣布戒嚴令講話
有人（按：指趙紫陽等）拿絕食學生當人質製造混亂，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把矛頭指向鄧小平，必須「堅決制止動亂」。
解放軍報，1989.6.4 社論
「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
袁木，1989.6.6 國務院發言人
在鎮壓「反革命暴亂」中，受傷者2000多人、死亡近300人（其中北京各大學學生23人）。
鄧小平，1989.6.9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這次反革命暴亂」，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接見戒嚴部隊講話）
江澤民，1989.9.29 總書記（接趙紫陽）， 慶祝「十一」40周年講話
八九「反革命暴亂」，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國內外敵對勢力製造這場風波……妄想把中國變為附庸」；有人主張「退回去走資本主義道路」；必須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強化「專政的職能」；趙紫陽「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