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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新著作 論述小平改革

丁望

原載:信報2012.5.10 星期四 
   時事評論版(A17版) 
   思維漫步 專欄

上網:2013.7.8,更新:2017.6.23


  關鍵詞當代中國研究,改革開放,鄧小平時代,歷史地位,北京之春,六四事件,天安門悲劇,過程
  評介人物: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毛澤東

  北京、廣州還在熱議「小平南巡精神」,這是中共十八大前的「聚焦話題」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將發行的《鄧小平時代》(以下稱「本書」),有對1992年南巡講話的解讀,更有對1989年「天安門悲劇」的論述。這兩件事,是港人較有興趣的話題。

  本書的作者傅高義(Ezra Vogel, 1930-),是哈佛大學榮休的政治學名教授。5月15日下午,中大將舉行中文版發布會,由校長沈祖堯教授主禮;接下去,是前校長金耀基教授主持的講座。

  哈佛名教授 探尋鄧小平

  本書作者為「美國最權威的東亞研究專家之一」(中大請柬的介紹),精通中文和日文,研究當代中國政治五十年。對日本亦有深入研究,1979年出版的“Japan as Number One”(日本第一),不只轟動日本,對美國政界的東北亞外交思維亦有影響。

  哈佛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是美國研究當代中國的重鎮,除了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和傅高義、孔傑榮(Jerome Alan Cohen, 1930-)之外,還有精研中共黨史的史華茲(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 1916-1999)、精研文革史的馬若德(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 1930-)及梅勒•谷梅(Merle Goldman, 1931-)、馬思樂(Maurice Meisner, 1931-2012)等,如同《詩經•大雅•文王》云:「濟濟多士」。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本人就在香港認識本書作者。當時,他與孔傑榮是哈佛大學的年輕教授,有「中國通」之稱。他們常在大學服務中心,查閱研究文獻和訪談,中心在亞皆老街155號,與友聯研究所有借閱圖書、資料的關係。1988年,中心才併入中大;前幾年,改稱為大學研究服務中心。

  傅高義和孔傑榮在155號的研究很下工夫,他們的一絲不苟,令人印象深刻。前者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第一本書《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東》(1969年出版),就與155號有關。

  本書在書店的銷售,預定在15日以後。中大出版社提供一冊「毛書」(印刷完工後的摺樣,無封面、未裝訂),讓本人有先睹為快之樂,願與讀者分享本書作者的研究成果。

  本書不是鄧小平(1904-1997)的完整傳記,而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和鄧小平政治角色的論述,本書的「導言」,題為〈探尋鄧小平〉;中文版序言稱,希望本書「能有助於中國讀者客觀地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按中共黨史的分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是改革開放時期。

  本書的研究載體非常豐富,除了北京官方文件和一些解密檔案、高幹回憶錄之外,還有中共黨政界高、中級幹部的訪談錄,高層(高於部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子女的談話記錄。

  著墨於改革 重過程描寫

  本書二十四章,分為六部分:一、鄧小平的背景和經歷,二、曲折的掌權之路(1969-1977),三、開創鄧小平時代(1978-1980),四、鄧小平時代(1978-1989),五、鄧小平時代的挑戰(1989-1992),六、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前兩個部分,為本書的「序幕」,是鄧小平從「革命」到最高層當權的大輪廓。本書的著墨之處,在於第三至五部分(189-532頁)。

  本書論述廣東和福建的對外開放、設立經濟特區的試驗;也觸及萬里和趙紫陽等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包產到戶)、中共黨內的分歧、陳雲和鄧小平的支持改革(401-409頁)。

  在改革開放的決策和施政中,鄧小平扮演極具影響力的角色,是本書的「主調」;同時,也比較其他元老如陳雲的意見,分析他們的分歧(413-435頁),亦觸及總書記胡耀邦夾在兩個老人爭論中間(415頁)。

  對於城市的經改如國企改革(425-428頁),開放僱工生產及其爭論,只是淡淡幾筆,未全面討論。

  本書在論述鄧小平角色時,十分注重「過程」或事件的細節。在論述外交政策、一國兩制和天安門悲劇等章,細節的描述多於對決策的論析。

  例如關於鄧小平的外交決策,有許多與外國政要接觸的描述,卻未詳析鄧和毛澤東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觀念差異、睦鄰外交的理論;再如二十一章〈天安門悲劇〉、二十三章〈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敘述過程的篇幅很多。這或因為本書是為西方讀者而寫,要讓他們多接觸「過程」,從而了解真相,也可突出鄧小平的個性(如第4頁關於莎莉麥蓮的談話)。

  天安門悲劇 誰應負責任

  對於天安門悲劇,作者分析學生失敗的原因,提及「缺少人生歷練」,參與者是「鬆散結合」,留守者「抱著一種幻想」(565頁),是很中肯的分析。對於六四事件,本書寫道:「6月4日的殘酷鎮壓,讓我們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瞠目結舌」(566頁);又稱,它是「嚴重的人道災難」(568頁)。

  但是,作者迴避了人們的質疑:誰應為流血事件負責?平息學潮的「手段」是否有更好的「選項」?本書有技巧地羅列了各方的「假如說」,諸如趙紫陽假如「對學生少一些鼓勵」(568頁),卻未說出鄧小平或其他人是否應承擔「災難」的責任?開槍之前,有胡椒噴霧或水炮的「選項」?

  本書以宏觀的視野,在比較改革開放時期「關鍵人物」之下,突出鄧小平扮演的「改革設計師」角色、經濟的高增長,資料豐富,論述偏重於決策、事件的「過程」,是一部值得細讀的力作。馮克利的譯筆流暢,沒有北京、上海不少譯作的生硬,讓本書有很強的可讀性。

  判斷有時差 譯名有些錯

  作者對史事的敘述、判斷,有些錯失。例如,提到1979年1月時,說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不久,意即: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

  這種判斷有時差。事實是:三中全會排定的政治局常委座次是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汪東興(紅旗雜誌1979第1期,頁14);當時,文革並沒有正式結束,中央軍委主席和總理仍是華國鋒(小平是副主席、副總理)。

  1980年1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華國鋒不再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分別由胡耀邦、鄧小平代理。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定,胡耀邦、鄧小平分別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華擔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座次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兼總理)、李先念、陳雲、華國鋒(紅旗雜誌1981年7月第13期,頁2)。全會發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毛文革(1966—1976)。

  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應是1980年華國鋒退下之後,他以軍委主席的職權和政治威望統領中共中央。名義上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並無與職銜相應的職權,主要是負責中央書記處工作;葉劍英年事高、健康欠佳,處於半退休狀態,鄧小平成了大家長。

  本書的譯筆流暢,但有些人名錯譯。「丹曾」實為「丹增」(頁743),謝飛(索引,頁817)應是謝非(內文頁598、601是謝非)。他們都是中共政界名人,謝非是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列位於「黨和國家領導人」;丹增曾是西藏、雲南的副省級高官。他們的名字,常見於北京、廣州等地的黨媒。

表,傅高義寫中日、中美關係和「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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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時代》的陳述

1 中日放下釣魚島爭議
 (1978年10月
  鄧小平訪日本)

 鄧小平對自己在國內的權威地位很自信,也熟悉他遇到的很多日本人,因而能輕鬆展示他的自然魅力與率真。……當有記者提出釣魚島歸屬的問題時,氣氛驟然緊張,然而鄧小平回答道,中日兩國看法不同,對釣魚島的稱呼也不同,不妨先把問題放一放,把它留給後人,他們會比今天的人更聰明,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在場的人如釋重負,感歎鄧小平有如此巧妙的回答。(頁261,263)

2 欲創亞洲戰略新格局
 (1979年1月
 鄧小平訪美國)

 萬斯在這份13頁的備忘錄中說,鄧小平是一個「非凡人物——急躁、好勝、自信、坦率、直接、強硬、頭腦精明」。萬斯預測說,鄧小平的目標大致包括:幫助卡特說服國會和美國人民接受中美建交;拓寬美中關係,使這些改變變得不可逆轉;激起美國對越南的敵意。但是,緩和美中先前緊張關係的重要意義,遠遠不局限於這些個別的目標,它能夠「對亞洲的政治與戰略格局和全世界造成顯著的影響」。(頁291)

3 對「一國兩制」 的拍板
 (1979年鄧小平談話)

 1979年1月,鄧小平在成為頭號領導人不久後便宣佈,中國對臺灣和香港擁有主權和最終控制權,但允許這些地方享有高度自治。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是由周恩來提出的,但在鄧小平當政的1982年得到了深入而系統的闡述,正式成為「一國兩制」的政策。(頁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