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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錄之一

倪匡招牌赤足集 沙翁非莎士比亞
 

  在舉行中的書展(7月20日至26日),科幻名家倪匡的小說最熱銷,「衛斯理」系列尤受年輕人歡迎。倪匡與武俠名家金庸是莫逆之交,是早期(1959—1969)、中期(1970—1979)明報重要的專欄作者。

 
丁望
 
原題:悼念倪匡大哥 沙翁非糖不甩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22.7.7,A15版
上網:2022.7.26
字數:原文2,956,上網4,160
 
  關鍵詞:倪匡,金庸,早期明報,早期明報月刊,科幻小說,衛斯理,沙翁,赤足集,自由,毀滅,武俠
 
圖1, 倪匡在2019年香港書展。陳祖賢攝。
 

  借用唐宣宗(810—859)悼白居易詩句:「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悼念自由派作家倪匡(1935—2022)。敬佩其文章廣泛流傳,時評名言聲聲入耳;也表達對他離世的悲戚之情。


  1.悼念戚戚然 明報刊頭版

  倪匡於7月3日離世後,各地能「自主」的華文報紙,都有不小篇幅的報道。

  在香港,明報於7月4日以第一版全版篇幅刊出特輯;信報內頁有報道,並在頭版刊「提要」。

  在台灣,民營大報聯合報的報道篇幅最大;其在美國的子報世界日報,亦有不少報道。

  在香港編印的星島日報,也在頭版大篇幅報道,令人有點「意外感」。

  外國的網絡平台,如英國的BBC、德國的德國之聲、法國的法廣網、美國的VOA和自由亞洲電台等,均有報道或評論。

  各地寫作界人士,如香港的陶傑、加拿大的馮應標,都發表悼念文章【1】。

  讀者的網絡留言挺熱。有的情傾倪匡的科幻小說,有的讚賞其時評;自稱愛國者或毛左者,則抨擊他「畢生反共不愛國」。  

 
圖2, 年輕時的倪匡,參加明報報慶10周年(1969.5.20)。作者收藏照片。
 
   2.金庸和高陽 倪匡科幻熱

  在全球華人社會,名作家作品傳播最廣的一群,有寫武俠小說的金庸(1924—2018)、寫歷史小說的高陽(1922—1992)、寫科幻小說的倪匡等。

  前兩位是我的前輩師友(高一輩),倪匡則是同輩的年長朋友。有幸與他們交往,是愉快的人生經驗。

  他們都有豐富的專業成就,還有人生經營的碩果。

  金庸不獨以武俠小說吸引大量讀者,還是報業經營、房地產投資名手和電影編劇、導演【2】。

  高陽既是精寫歷史小說的「高陽酒徒」,還能「杯酒相陪」寫嚴肅的大報社論。

  倪匡是寫作的「多面手」,武俠、科幻、言情小說無不暢銷,衛斯理系列尤為年輕人喜愛;編寫電影劇本既快且好,其中《獨臂刀》等後來拍成賣座的名片。非劇本、小說的文稿,以「沙翁」之名寫的時評(1970、1980年代),讓讀者有痛快之感。他還能篆刻(送印章給朋友),又是貝殼收藏家。


  3.電車彎道旁
 客座有場景

  初識倪匡,時在1966年初,是56年前的往事了。

  地點,在銅鑼灣禮頓道明報月刊編輯部,窗外的彎路上有電車站。

  當時,金庸創辦明報月刊並任總編輯,我是他手下兩位編輯之一(另還有一位助編兼校對)。

  拙文〈一九六六年的金庸:電車彎道上的早期明報月刊〉【3】,我寫道:

  「在二樓三百多呎的編輯部,每天聽到電車走動之聲和到站的噹噹聲,嘈雜中別有一番『電車風情』。……另一桌子靠堶悸瑰臐A是倪匡的『客座』之位。他是金庸好友,每天下午到編輯部寫私稿(他因小孩年紀小為避嘈而來),寫完便回百德新街寓所。他快人快語,與我們常有嘻嘻哈哈的『場景』。」

  1967年,明報大搬家,從灣仔謝斐道搬到北角英皇道南康大廈,明報月刊亦搬去,在同一大廈的10樓。

  這一年,金庸不再任明報月刊總編輯(胡菊人接替),專任明報的社長、總主筆,並且是明報實際的總編輯(掌決策權)。我隨金庸轉到明報的編輯部任資料室主任,後來任明報的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和星期專論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

  這一年,倪匡在明報是「半客卿」性的身份,掛名任武俠與歷史雜誌的總編輯。他在出版部(明報月刊等部門)有一張「客座之位」,是撰稿之用。武俠與歷史的編務,由我們暱稱為「老孫」的同事負責,倪匡仍是寫完稿就回家。不久,他不再來南康大廈「客座」,亦不管雜誌的事。

 
圖3,1966年明報月刊創刊時,編輯部座位圖。作者提供草圖。
 
  4.無嘩啦嘩啦 風雨夜借宿

  在早期明報(1959—1969)的職員、主要作者群中,倪匡、胡菊人和潘粵生等大我5—7歲,是老大哥;林山木(行止)小一些,我又比山木小兩歲。

  這群朋友中,我是比較小的一位。從認識那一天開始,倪匡就叫我「小丁」,而且傳開了,連報館外知情者也叫我「小丁」。這暱稱,叫了大概20年。

  早在認識倪匡前,就讀他在真報的時評。

  1962或1963年,他結識金庸,後成為莫逆之交。

  1963年開始,他在明報副刊發表小說,有時也在自由談版寫時評【4】。

  自1965年開始,我在自由談版發表連載稿。1966年起,金庸指定我在要聞版(第1版或4版)寫本報特稿欄的時評;1973年起,在副刊兼寫北望神州欄(接周青撰寫)。在副刊版位中,我與倪匡的專欄常是「上下相鄰」(圖4)。

  因為文字關係或金庸交辦的事,與他有過一個時段的交往。1967年某一天掛10號風球,我與菊人沒有船過海(當時無地鐵),也租不到平常可應急的小船(嘩啦嘩啦)。菊人提議向倪匡借宿,獲倪匡夫婦熱心款待,在其百德新街寓所,躺沙發睡了一晚。

  當時的百德新街,是旺中帶靜的「沿海地段」,還沒有食街和名牌零售店。後來熱鬧起來,倪匡便搬去東半山的賽西湖。

 
 圖4,在明報副刊(1975.12.3),丁望的北望神州、沙翁的赤足集是「上下相鄰」;「右鄰」是一言堂的日月壇,「左鄰」是張慶如的汽車漫談和王司馬的漫畫。一言堂是1930年代就讀北京大學的程靖宇。作者剪報截圖。
 

  5.小說寫活埋 描土改暴力

  倪匡在明報寫專欄前,先後在友聯研究所資料室和真報編輯部任職,受真報老闆陸海安器重,與菊人是友聯的熟人。

  他以「衣其」之名發表的時評,多批評大陸現實生活,頗受有過「苦難歷程」者歡迎。

  他在何東家族的工商日報發表短篇小說《活埋》,描寫土改時(1950—1952,「老解放區」在1947—1949),鬥爭地主等「階級敵人」的殘暴。

  這是寫實主義的作品,再現土改的場景。但是,不聽「逆耳話」者,以「反共」的政治帽子貶抑寫實文學的價值。

  在倪匡之後幾十年,武漢名作家方方出版長篇小說《軟埋》,也寫土改時地主及其家屬被活埋的事。

  「掃地出門」和活埋,是土改時常見的事,1980年代的解密檔案、回憶錄中有不少記載。林行止專欄亦有回憶文字,記述作者童年時被「掃地出門」的流浪故事、後來偷渡來港的驚險「苦難歷程」。


  6.京媒說鬥爭 強令脫褲子

  官方刊物曾提到朱德太太康克清「給飯吃」的事:「(河北)分田鬥地主,地主的小女兒沒飯吃,餓得躲在角落堛蔬,康大姐把她拉過來給她飯吃,說孩子沒有罪」【5】。

  北京著名媒體炎黃春秋月刊,記述山西婁煩縣土改實況:

  「開鬥爭會時,用來燙人的炭火、火柱、熨斗、鐵鍬等是必備之物……有的村莊,對年輕漂亮的地主女人,作為勝利果實分配,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自盡」【6】。

  另一文記述湖南土改的暴力:

  「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


  7.沙翁係甜點 非莎士比亞

  倪匡在明報寫專欄,往科幻、武俠方向發展,不再寫《活埋》一類的題材,但仍然關心社會現實。

  1970年代以來,署名沙翁的皮靴集(後改名赤足集),就是這一類的時評。每篇約200字、標題2個字,雖短小卻寫得痛快,甚受讀者歡迎。

  有人以沙翁筆名,調侃他以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自比,這是望文生義的胡猜。倪匡告訴我,沙翁本是食物名,其女喜吃這種黏滿沙糖的甜點(又名炸蛋球,不是糖不甩),故署名沙翁。


  8.遠離統戰飯 未赴中秋宴

  1980年代,北京當局試行經濟體制改革,從嘗試農村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到下鄉知青回城、大學恢復招生、城市國企改革、開放私人僱工生產,改變了毛文革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僵化狀態。

  官方對香港、台灣的統戰工作,也有些「靈活性」的轉變。1980年代初期,金庸獲邀入中南海作客,此後的金庸被視為「轉向人」。

  金庸去中南海前,原想帶倪匡去,北京方面也回答可以,但他必須接受嚴密「安檢」,他自然不會跟著去。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1916—2016),也展開前所未有的「邀宴」活動。1984年9月,他邀請一批過去沒有或很少交往的文化界人士,參加在銅鑼灣華都酒店27樓的「中秋宴」,主客是電影大亨邵逸夫,也邀請倪匡和我等聚會。

  倪匡和我均未應約,覺得「不吃統戰飯」可以輕鬆一些,不必「欠下人情」。

  有人說,許的「統戰宴」很成功,有赴宴者讚招待周到,後來又有哈密瓜之贈。最成功的,是邵老闆與北京關係熟絡了。

 
圖5,許家屯的「中秋宴」請帖。作者提供。
 

  9.自由如消失 寫作難伸展

  早期明報的年輕人,不乏自由派。對於追求並守護自由(特別是言論、思想自由),秉持擇善固執的取態,倪匡是其中的一位。

  1983年,他在一部小說中流露了對自由消失的憂患意識,提到一座「曾經的自由天堂」可能之沉淪:

  「要毀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無知的行動,可以令大城市徹底死亡。不必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

  小說中還有這樣的警句:

  「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其他自由。」
 
  讀者把自由的可能消失,視為倪匡的「預言」。

  與其說是「預言」,倒不如說是對社會可能「突變」的認知和判斷。

  這種判斷,與人生經歷、尊重事實的良知息息相關。因有不自由的經歷,刻印在記憶屏幕的場景不會磨滅,對自由的可能消失便多一份警惕(或者說少一份對未來的幻想)。此外,社會觀察和思考能力強,也讓一個人有是與非的思辨。

  對於立足全球的國際文明城市,本欄的解讀是:其第一生命線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司法獨立的法治。自由和法治如果衰退或消失,國際文明城市的生命便枯萎、消逝。

  倪匡對自由可能消失的憂慮,正是對人的「個體性」和自由的執著。


  10.自由之生態 才華能發揮

  加拿大阿爾伯達省大學東亞學系榮休教授梁麗芳,接受媒體訪問時稱倪匡不畏權勢,「對過去的一些歷史有很尖銳的批評,……不是捏造……他真心地勇敢地說出來,這就是文人的真誠和坦白,很敬佩他這一點。」

  卑詩大學亞洲學系教授丘慧芬,稱倪匡「是很有代表性的香港作家」。她說:「他的成功,真正反映當時的香港具有高度言論自由、處處充滿機會,……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和理念就是,你只有在一個真正自由的環境中,你才能把人的潛能充分發展出來。」

 

 

  1. 螳臂大俠悼倪匡
    陶傑:繁華化為塵土,他回歸了星空
  2. 金庸與早期明報──回想錄的一個輪廓
  3. 明報月刊2018年12月號,36—39頁。
  4. 金庸鳴放平台 自由談議自由
  5. 百年潮2011年11期,22頁。
  6. 炎黃春秋2011年4期,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