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招牌赤足集沙翁非莎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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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錄之一

倪匡招牌赤足集沙翁非莎士比亞

　　在舉行中的書展（7月20日至26日），科幻名家倪匡的小說最熱銷，「衛斯理」系列尤受年輕人歡迎。倪匡與武俠名家金庸是莫逆之交，是早期（1959—1969）、中期（1970—1979）明報重要的專欄作者。

丁望

原題：悼念倪匡大哥沙翁非糖不甩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22.7.7，A15版
上網：2022.7.26
字數：原文2,956，上網4,160

　　關鍵詞：倪匡，金庸，早期明報，早期明報月刊，科幻小說，衛斯理，沙翁，赤足集，自由，毀滅，武俠

圖1，倪匡在2019年香港書展。陳祖賢攝。

　　借用唐宣宗（810—859）悼白居易詩句：「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悼念自由派作家倪匡（1935—2022）。敬佩其文章廣泛流傳，時評名言聲聲入耳；也表達對他離世的悲戚之情。

　　1．悼念戚戚然　明報刊頭版

　　倪匡於7月3日離世後，各地能「自主」的華文報紙，都有不小篇幅的報道。

　　在香港，明報於7月4日以第一版全版篇幅刊出特輯；信報內頁有報道，並在頭版刊「提要」。

　　在台灣，民營大報聯合報的報道篇幅最大；其在美國的子報世界日報，亦有不少報道。

　　在香港編印的星島日報，也在頭版大篇幅報道，令人有點「意外感」。

　　外國的網絡平台，如英國的BBC、德國的德國之聲、法國的法廣網、美國的VOA和自由亞洲電台等，均有報道或評論。

　　各地寫作界人士，如香港的陶傑、加拿大的馮應標，都發表悼念文章【1】。

　　讀者的網絡留言挺熱。有的情傾倪匡的科幻小說，有的讚賞其時評；自稱愛國者或毛左者，則抨擊他「畢生反共不愛國」。　

圖2，年輕時的倪匡，參加明報報慶10周年（1969.5.20）。作者收藏照片。

　　 2．金庸和高陽　倪匡科幻熱

　　在全球華人社會，名作家作品傳播最廣的一群，有寫武俠小說的金庸（1924—2018）、寫歷史小說的高陽（1922—1992）、寫科幻小說的倪匡等。

　　前兩位是我的前輩師友（高一輩），倪匡則是同輩的年長朋友。有幸與他們交往，是愉快的人生經驗。

　　他們都有豐富的專業成就，還有人生經營的碩果。

　　金庸不獨以武俠小說吸引大量讀者，還是報業經營、房地產投資名手和電影編劇、導演【2】。

　　高陽既是精寫歷史小說的「高陽酒徒」，還能「杯酒相陪」寫嚴肅的大報社論。

　　倪匡是寫作的「多面手」，武俠、科幻、言情小說無不暢銷，衛斯理系列尤為年輕人喜愛；編寫電影劇本既快且好，其中《獨臂刀》等後來拍成賣座的名片。非劇本、小說的文稿，以「沙翁」之名寫的時評（1970、1980年代），讓讀者有痛快之感。他還能篆刻（送印章給朋友），又是貝殼收藏家。

　　3．電車彎道旁　客座有場景

　　初識倪匡，時在1966年初，是56年前的往事了。

　　地點，在銅鑼灣禮頓道明報月刊編輯部，窗外的彎路上有電車站。

　　當時，金庸創辦明報月刊並任總編輯，我是他手下兩位編輯之一（另還有一位助編兼校對）。

　　拙文〈一九六六年的金庸：電車彎道上的早期明報月刊〉【3】，我寫道：

　　「在二樓三百多呎的編輯部，每天聽到電車走動之聲和到站的噹噹聲，嘈雜中別有一番『電車風情』。……另一桌子靠裏面的牆，是倪匡的『客座』之位。他是金庸好友，每天下午到編輯部寫私稿（他因小孩年紀小為避嘈而來），寫完便回百德新街寓所。他快人快語，與我們常有嘻嘻哈哈的『場景』。」

　　1967年，明報大搬家，從灣仔謝斐道搬到北角英皇道南康大廈，明報月刊亦搬去，在同一大廈的10樓。

　　這一年，金庸不再任明報月刊總編輯（胡菊人接替），專任明報的社長、總主筆，並且是明報實際的總編輯（掌決策權）。我隨金庸轉到明報的編輯部任資料室主任，後來任明報的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和星期專論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

　　這一年，倪匡在明報是「半客卿」性的身份，掛名任武俠與歷史雜誌的總編輯。他在出版部（明報月刊等部門）有一張「客座之位」，是撰稿之用。武俠與歷史的編務，由我們暱稱為「老孫」的同事負責，倪匡仍是寫完稿就回家。不久，他不再來南康大廈「客座」，亦不管雜誌的事。

圖3，1966年明報月刊創刊時，編輯部座位圖。作者提供草圖。

　　4．無嘩啦嘩啦　風雨夜借宿

　　在早期明報（1959—1969）的職員、主要作者群中，倪匡、胡菊人和潘粵生等大我5—7歲，是老大哥；林山木（行止）小一些，我又比山木小兩歲。

　　這群朋友中，我是比較小的一位。從認識那一天開始，倪匡就叫我「小丁」，而且傳開了，連報館外知情者也叫我「小丁」。這暱稱，叫了大概20年。

　　早在認識倪匡前，就讀他在真報的時評。

　　1962或1963年，他結識金庸，後成為莫逆之交。

　　1963年開始，他在明報副刊發表小說，有時也在自由談版寫時評【4】。

　　自1965年開始，我在自由談版發表連載稿。1966年起，金庸指定我在要聞版（第1版或4版）寫本報特稿欄的時評；1973年起，在副刊兼寫北望神州欄（接周青撰寫）。在副刊版位中，我與倪匡的專欄常是「上下相鄰」（圖4）。

　　因為文字關係或金庸交辦的事，與他有過一個時段的交往。1967年某一天掛10號風球，我與菊人沒有船過海（當時無地鐵），也租不到平常可應急的小船（嘩啦嘩啦）。菊人提議向倪匡借宿，獲倪匡夫婦熱心款待，在其百德新街寓所，躺沙發睡了一晚。

　　當時的百德新街，是旺中帶靜的「沿海地段」，還沒有食街和名牌零售店。後來熱鬧起來，倪匡便搬去東半山的賽西湖。

　圖4，在明報副刊（1975.12.3），丁望的北望神州、沙翁的赤足集是「上下相鄰」；「右鄰」是一言堂的日月壇，「左鄰」是張慶如的汽車漫談和王司馬的漫畫。一言堂是1930年代就讀北京大學的程靖宇。作者剪報截圖。

　　5．小說寫活埋　描土改暴力

　　倪匡在明報寫專欄前，先後在友聯研究所資料室和真報編輯部任職，受真報老闆陸海安器重，與菊人是友聯的熟人。

　　他以「衣其」之名發表的時評，多批評大陸現實生活，頗受有過「苦難歷程」者歡迎。

　　他在何東家族的工商日報發表短篇小說《活埋》，描寫土改時（1950—1952，「老解放區」在1947—1949），鬥爭地主等「階級敵人」的殘暴。

　　這是寫實主義的作品，再現土改的場景。但是，不聽「逆耳話」者，以「反共」的政治帽子貶抑寫實文學的價值。

　　在倪匡之後幾十年，武漢名作家方方出版長篇小說《軟埋》，也寫土改時地主及其家屬被活埋的事。

　　「掃地出門」和活埋，是土改時常見的事，1980年代的解密檔案、回憶錄中有不少記載。林行止專欄亦有回憶文字，記述作者童年時被「掃地出門」的流浪故事、後來偷渡來港的驚險「苦難歷程」。

　　6．京媒說鬥爭　強令脫褲子

　　官方刊物曾提到朱德太太康克清「給飯吃」的事：「（河北）分田鬥地主，地主的小女兒沒飯吃，餓得躲在角落裏直哭，康大姐把她拉過來給她飯吃，說孩子沒有罪」【5】。

　　北京著名媒體炎黃春秋月刊，記述山西婁煩縣土改實況：

　　「開鬥爭會時，用來燙人的炭火、火柱、熨斗、鐵鍬等是必備之物……有的村莊，對年輕漂亮的地主女人，作為勝利果實分配，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自盡」【6】。

　　另一文記述湖南土改的暴力：

　　「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

　　7．沙翁係甜點　非莎士比亞

　　倪匡在明報寫專欄，往科幻、武俠方向發展，不再寫《活埋》一類的題材，但仍然關心社會現實。

　　1970年代以來，署名沙翁的皮靴集（後改名赤足集），就是這一類的時評。每篇約200字、標題2個字，雖短小卻寫得痛快，甚受讀者歡迎。

　　有人以沙翁筆名，調侃他以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自比，這是望文生義的胡猜。倪匡告訴我，沙翁本是食物名，其女喜吃這種黏滿沙糖的甜點（又名炸蛋球，不是糖不甩），故署名沙翁。

　　8．遠離統戰飯　未赴中秋宴

　　1980年代，北京當局試行經濟體制改革，從嘗試農村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到下鄉知青回城、大學恢復招生、城市國企改革、開放私人僱工生產，改變了毛文革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僵化狀態。

　　官方對香港、台灣的統戰工作，也有些「靈活性」的轉變。1980年代初期，金庸獲邀入中南海作客，此後的金庸被視為「轉向人」。

　　金庸去中南海前，原想帶倪匡去，北京方面也回答可以，但他必須接受嚴密「安檢」，他自然不會跟著去。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1916—2016），也展開前所未有的「邀宴」活動。1984年9月，他邀請一批過去沒有或很少交往的文化界人士，參加在銅鑼灣華都酒店27樓的「中秋宴」，主客是電影大亨邵逸夫，也邀請倪匡和我等聚會。

　　倪匡和我均未應約，覺得「不吃統戰飯」可以輕鬆一些，不必「欠下人情」。

　　有人說，許的「統戰宴」很成功，有赴宴者讚招待周到，後來又有哈密瓜之贈。最成功的，是邵老闆與北京關係熟絡了。

圖5，許家屯的「中秋宴」請帖。作者提供。

　　9．自由如消失　寫作難伸展

　　早期明報的年輕人，不乏自由派。對於追求並守護自由（特別是言論、思想自由），秉持擇善固執的取態，倪匡是其中的一位。

　　1983年，他在一部小說中流露了對自由消失的憂患意識，提到一座「曾經的自由天堂」可能之沉淪：

　　「要毀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無知的行動，可以令大城市徹底死亡。不必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

　　小說中還有這樣的警句：

　　「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其他自由。」
　
　　讀者把自由的可能消失，視為倪匡的「預言」。

　　與其說是「預言」，倒不如說是對社會可能「突變」的認知和判斷。

　　這種判斷，與人生經歷、尊重事實的良知息息相關。因有不自由的經歷，刻印在記憶屏幕的場景不會磨滅，對自由的可能消失便多一份警惕（或者說少一份對未來的幻想）。此外，社會觀察和思考能力強，也讓一個人有是與非的思辨。

　　對於立足全球的國際文明城市，本欄的解讀是：其第一生命線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司法獨立的法治。自由和法治如果衰退或消失，國際文明城市的生命便枯萎、消逝。

　　倪匡對自由可能消失的憂慮，正是對人的「個體性」和自由的執著。

　　10．自由之生態　才華能發揮

　　加拿大阿爾伯達省大學東亞學系榮休教授梁麗芳，接受媒體訪問時稱倪匡不畏權勢，「對過去的一些歷史有很尖銳的批評，……不是捏造……他真心地勇敢地說出來，這就是文人的真誠和坦白，很敬佩他這一點。」

　　卑詩大學亞洲學系教授丘慧芬，稱倪匡「是很有代表性的香港作家」。她說：「他的成功，真正反映當時的香港具有高度言論自由、處處充滿機會，……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和理念就是，你只有在一個真正自由的環境中，你才能把人的潛能充分發展出來。」

　註：

螳臂大俠悼倪匡
 陶傑：繁華化為塵土，他回歸了星空
金庸與早期明報──回想錄的一個輪廓
明報月刊2018年12月號，36—39頁。
金庸鳴放平台自由談議自由
百年潮2011年11期，22頁。
炎黃春秋2011年4期，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