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桑林深處見　城樓也幽會

　　《詩經》云：「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睢），對於上中學讀過這四句詩的少男少女來說，或可能是「性啟蒙」的第一篇。有興趣多讀幾首者，或因〈桑中〉的「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期待在桑林深處相見，約會在城樓上），而有浪漫幽會的遐想。

　　在當代的毛時代（1949—1976），特別是在毛文革（1966—1976），不復見《詩經》的桑林幽會場景，人人都是忙於誦毛語錄的「工具」，導致生理衛生常識的貧乏，有人甚至對「處女」不甚了了。如今，則有月經貧困的熱話題。

　　本文述評此話題。從月經貧困說到低收入群，觸及二元結構、性息蔽塞。

　　2．六億收入低　有人買三無

　　貧窮村姑往往買不起整包的衛生巾，向網店購散裝的，即「三無」（無外包裝、無生產商和日期、無保質期）產品。

　　8月31日，南方網稱：

　　「這就是現實中國的一部分，……還有6億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其消費能力極低，買不起品牌衛生巾，選擇廉價的散裝衛生巾實屬無奈之舉。」【註1】

　　又說：

　　「月經貧困即女性因經濟負擔能力不足或受（因）落後觀念等，無法在經期內獲得足夠的衛生用品，從而無法有尊嚴地渡過生理期。」

　　消費力很弱的貧困人口，集中於農村，關乎體制弊端的沉澱太多。毛對蘇共「一邊倒」，引入命令型的計劃經濟體系，導致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官方以工業產品（高價）與農業產品（低價）的剪刀差，變相盤剝農民，積聚工業化資金，補貼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農民則被強制在農村種糧，沒有遷徙進城、改變職業的自由。在極度集權體制下，長期的左折騰，對農村、農業、農民的衝擊極大【註2】。

　　1980年代以來，中共中央扭轉毛的極左政策，推行經濟體制改革。農村的「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導致農奴化的人民公社解體（1984）。較之毛時代，農民的收入、生活有改善，但不少人仍在貧窮狀態。

　　紅色中國（紅中）的經濟規模大，前幾年的GDP已居全球第二；2019年的GDP，首次過14萬億美元。但是，各項經濟指標的人均量仍很低。

　　3．二元結構下　剪刀差仍大

　　據國務院統計局於今年公布的2019年統計公報（不含港澳台數據），「大陸總人口」14億，城鎮化率60%，實際是44%，即城鎮人口6.2億，鄉村7.8億。

　　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下，工業與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很闊，形成城鄉的收入和生活水準差距大，此即官方說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

　　2019年，貧窮地區的鄉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約963元【註3】。在五個收入等級中，最低階層月均約615元，僅可「基本解決溫飽」。

　　這些年來的政治宣傳主旋律，是「中國崛起」、「富起來了」。配合主旋律的一部政論片，說年輕一代的物質生活十分富裕，諸如跨越多國的高消費旅遊之類。事實是：只是極少數富有特權階層有高消費能力，平民階層並無富得「油水滾滾」的景象。

　　在炫富的特權階層背後，許多人仍過「緊日子」。2019年領取最低生活保障者（依靠救濟金的赤貧者），城鎮861萬，鄉村3456萬；另有439萬，領取「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三類赤貧者4756萬，比加拿大2019年總人口3740萬還多1000萬。

　　4．毛文革時段　草紙也少用

　　現在北上廣熱議月經貧困，都說主因是低收入群的貧窮。

　　貧窮的意涵有二。第一，是指經濟層面：收入低，消費力弱。

　　現在的貧窮村姑能用「三無」，比毛時代好一些了。在毛文革時或更早前，許多人只可用土紙即粗糙的草紙。1990年代移居美國的寫作人沈睿，在其記事坦率、文字流暢的回憶錄，提到「紙品質如此粗糙，有的時候會把大腿磨破皮。……下鄉插隊的時候，發現當地的農民婦女根本不用月經紙。月經紙太貴了，她們使不起。」【註4】

　　第二，是指文化層面：知識的貧乏，首先是生理衛生常識的不足。

　　在二元結構之下，官方對城鄉的教育、科技投入差異很大，農村居民受教育、普及常識的環境便差得多。

　　5．性啟蒙讀物　年輕人轟動

　　知識的貧乏，在於官方過分強調政治效忠，以培養「馴服工具」為教育的主要取向，兩性常識、生理衛生知識的傳授非常不足。

　　1957年反右前，中學尚有簡單的生理衛生課文講授。國務院衛生部拍板編印《性的知識》一書，引起轟動效應。

　　此書由生理衛生專家王文彬、趙志一、譚銘勛編寫，1956年出版後很快再版，出版量超過565萬冊。毛文革後的1982年發行第2版第8次印刷本，累積數量近650萬冊。

　　這是兩性生理知識和性行為的啟蒙讀本，從兩性的性器官構造，到性行為前營造「浪漫氛圍」的「前奏曲」，都有簡要的介紹，文字通俗易懂。這是破天荒的性知識啟蒙，對當時的年輕人功德無量。

　　1957年下半年反右後，以毛的「香花與毒草」之分清查圖書，《性的知識》被指為黃色毒草查封。啟蒙成了絕響，人們生活在「性息蔽塞」的蒙昧時代。

　　6．處女地開墾　年輕人困惑

　　由於兩性訊息蔽塞，不少人對於蘇聯作家蕭洛霍夫（1905—1984）的流行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頗感困惑。

　　沈睿的回憶錄，道出毛文革時在北京讀初中的尷尬事：

　　「我對處女地三個字不理解。問父親，處女是什麼意思。父親狠狠地瞪著我，好像我在說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我嚇得不敢繼續問什麼是處女地。處女在我的心中成為一個不敢想和說的禁忌。」

　　她慨嘆自己「成長在共產主義清教社會中」，生活在「人人都只是一個螺絲釘」的時代，只能做「馴服工具」。

　　還有下鄉知青的回憶錄，也提到類似的「性息蔽塞」。

　　19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後，城市有過年輕人的「性開放」，不再有「不明處女地」的事，但農村的貧困地區仍比較蔽塞。

　　這些年來，農民工在鄉下的留守兒童、少女，普遍受性侵，貧窮村姑買「三無」衛生巾，都關乎「性息蔽塞」。防範性侵、守護生理衛生健康的知識貧乏，令他們陷於弱勢群體的困境，「自力救濟」的能力偏低。

　註：

　1，〈亟須關注「散裝衛生巾」背後的「月經貧困」問題〉，南方網（廣州）2020.8.31，17:06。
　2，〈一號文件33條 涉農業供給側〉
　3，第3分段內數據，均據2019年統計公報（人民日報2020.2.28）。
　4，沈睿：〈姚錦雲和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