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剛下達一號文件，題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

　　10多年的一號文件，都是關於三農（農民、農業、農村）政策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走向。今年的一號文件，分為6項（類）33條，俗稱「一號33條」（或「三農33條」）；其關鍵詞，本欄歸納為：供求關係，環境污染，供給側改革，三提高，三增，香港平台。

　　文件顯現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香港平台。它提及的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第7條）、擴大優化農產品出口和加大海外推介力度、加強農業對外合作、推動農業走出去（第8條），關乎港商增強中介角色或參股發展的商機。

　　供給側改革　涉及天花板

　　與以往一號文件不同的，今年的「一號33條」專門闡述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與宏觀部署，國務院農業部於2月7日公布「實施意見」（俗稱「農業部36條」）。

　　「一號33條」如能「落地」，而不在「天」（目標、理想和「偉大口號」）與「地」（地方落實）之間空轉，各地官方能面對三農危機、切實推行改革，農業將有「量增」向「質升」的轉變。

　　產業與市場的關係，有產品供應一方與消費需求一方，即供給側與需求側。

　　產品供應不足，不能滿足消費的需求，會出現「短缺現象」；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的社會，便衍生限量供應的票、券、證（如肉票、布票、火柴票、鹽票）。產品供過於求，則形成產能過剩，產品積壓於倉庫、資本周轉困難。

　　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一是消費者壓縮需求，例如近年外國面對經濟下行，減少向中國大陸進口貨物；二是供給側提供的產品質量較差或不合格、不合市場需求。

　　北京官方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原是主攻國企黨企中的殭屍企業，緩解鋼鐵、煤、水泥等行業的產能過剩。但是，大型國企裁減員工，牽扯「工人當家作主」的政治命題，受到很大的阻力。李克強主導的國務院經改，只得於去年試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經濟開放以來，GDP長期持續高增長，30多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9%，農業生產亦著力於「量增」，在糧食自給之下，讓農村居民能「吃飽」。

　　在「量增」的背後，農產品的質量偏低、食品安全風險大；整體農業面對「兩板之困」：經營成本、出口價格已頂到天花板，缺國際競爭力，資源、環境承載力則觸及底線（地板）。

　　就供、求來說，農業的困境在於不少產品供過於求；有些產品（質量較高類）有中產戶和外國的市場需求，供給側卻供給不足。這是展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產業背景。

　　扶持新產業　求增收增綠

　　「一號33條」確定的農業供給側改革取向，本欄的解讀是：從主要依靠土地和水等資源的投入、濫施化肥和農藥，達致農產品（包括出口貨物）的「量增」，轉為「質升」即質量的提升，從低端生產鏈轉到中高檔生產鏈，以保障有效供應。

　　「一號33條」提到「農產品供求結構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資源環境壓力大」；推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升供給質量，首先是三提高：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達致三增：「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

　　「一號33條」對改革和產業發展的部署，涉及調整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的結構，發展高效養殖業和特色產業（如茶葉、中藥材），扶持新產業（養生養老基地、鄉村旅遊），改善農產品國際貿易環境。

　　年年發一號文件，對三農政策均有清晰陳述，提出的改革構想和產業部署，大都能面對農業的困境。但是，「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之一是「口號治國」，許多口號與現實脫節。

　　三農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政治的「左毒」沉澱太多，「文革遺毒」深重。農村幹部素質仍普遍低下，瞎指揮、形式主義之風甚盛；不少欺壓農民的土霸，隨意攤派，大肆貪污和私分扶貧、補貼資金，農民的農耕自主權乃至人身自由受侵害。

　　科技投入少　社會無法治

　　發展的障礙，還在於農民的知識程度偏低，官方對科技和基礎設施的投入不足，使農業生產和經營多未擺脫「山寨模式」。

　　「農業現代化」的基礎，是知識化和社會法治。農村面對的大氣、水源、土壤污染日益嚴重，拐賣婦女兒童猖獗，劣假食品和農機侵害民眾，官吏以公權謀私利和貪污，都關乎社會未走向法治之道。

　　保障公民權益的法律條款，不應成為不兌現的「白條」。例如放任官方企業或奸詐私商拖欠農民工薪金，地方官吏持槍阻村民（廣東陸豐烏坎村）提出刑事上訴，都是違反法律的行為，卻長期未能有效遏制，農民的合法權益缺乏司法保障。

　　推動「農業現代化」，既要有法治基礎，亦需有效、健全的誠信體系。環境的保護和化肥、農藥的「零增長」，食物毒流的遏制，要有整體社會的誠信體系支撐。

　　《論語．顏淵》引孔子言：「民無信不立」（民眾對官方無信心，政府便站立不起）；《貞觀政要．誠信》謂：「德禮誠信，國之大綱」。沒有誠信的社會，如何有「農業現代化」？

　．本文英文摘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