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八九學潮（1989年4月15日至6月），是由「悼胡」轉化而來的和平請願。天安門廣場雖有絕食學生紮營，局面仍然可控，並未脫序，官方即使要強制清場亦無開槍的「必要」。

　　可悲的，官方竟以軍隊開槍的「六四事件」（6月3日、4 日動武）收場，令許多人留下「天問」：為何要向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者開槍？

　　以比較歷史的視野，觀察「五四」、「四五」和「六四」，對於「六四」開槍的正當性更加懷疑。

　　1．五四和四五　與六四比較

　　「五四」指百年前（1919年）的5月4日，北京學生的反帝救亡遊行【註1】。

　　「四五」指1976年的「悼周」，引發當局的4月5日強制清場。在不得公開「悼周」禁令下，北京學生和市民自發悼念總理周恩來（1898—1976.1.8），時在3月底至4月4日清明節。

　　「五四」學生遊行，在學生領袖傅斯年（1896—1950）、羅家倫（1897—1969）（後來在台北分別任台大校長、國史館館長）主導下，和平表達訴求。但是，部分學生出格，有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痛毆」章宗祥（駐日公使）之舉，導致北洋政府警方逮捕涉事者。在北大校長蔡元培等營救下，學生均獲釋，北洋政府並無「秋後算帳」的報復。

　　「四五」由毛澤東（1893—1976）定性為對付「反革命」的革命行為，實指連日來的「悼周」活動（有人喊「反封建專政」和「打倒江青」口號）是反革命事件（俗稱天安門事件），並稱鄧小平（1904—1997）是「反革命事件總後台」，免除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方總參謀長）。

　　4月5日那天，北京警方和「首都工人民兵師」奉令強制清場，拘押200多人，一、二百人被打傷【註2】，但並未出動正規部隊動武、在北京街頭開槍殺人。

　　2．八九學潮中　理性未脫序

　　較之「五四」和「四五」，八九學潮更加和平、理性。

　　1989年5月，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自組糾察隊維持秩序，把塗污毛肖像的外地工人、學生3人「扭送」北京市公安局，以示無意「對抗黨和政府」。

　　中共高層相對較開明的「和平派」，諸如總書記趙紫陽（1919—2005）、常委胡啟立、人大委員長萬里（1916—2015），主張以和平方式平息學潮，且有理性對話的舉措，自信可勸阻學生放棄絕食而離場。

　　紅二代陶斯亮（文革初期「黨老四」陶鑄之女）在〈耀邦叔叔〉一文，透露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1915—1989）病故後的中南海訊息：

　　「這次中央採取開明政策，只要不搞『打，砸，搶』，其餘的，學生願意怎麼搞不去干涉。現在看來，這個『開明政策』應是趙紫陽個人的良好願望。」【註3】

　　3．六四時開槍　死傷數千人

　　儘管「和平派」努力緩和局勢，但操控決策大權的鄧小平（軍委主席）堅持不能改變「定性」（動亂），後來還上綱到「反革命暴亂」，下令軍隊在6月3日、4日武力清場。在坦克和槍彈之下，不少人死傷。據人大公開的數據，死亡人數200多人（其中學生36人）、受傷者3000人，英國的解密檔案則提到死傷上萬人。

　　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強制清場，是上上之策。即使使用暴力也得十分克制，例如以動用消防水車、胡椒噴霧為上限。

　　官方的北京301醫院高級主治醫師蔣彥永，曾致函人大和政協，轉述軍事科學院一位副院長、教授的談話：

　　「他在解放前參加了上海的學生運動，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學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龍頭沖，用馬隊加鞭子驅趕，沒有開槍鎮壓。而現在是人民的軍隊，卻對學生動用機槍、坦克，殘殺了無數的學生和老百姓。這樣使人實在無法理解。」【註4】

　　更使人「無法理解」的，開槍者使用的子彈，是在體內爆炸、可把內臟炸碎的「開花彈」【註5】。

　　受槍傷或中彈死亡的，還有在樓房中的居民。李銳（1917—2018）留存於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日記透露，6月3日、4日，軍隊向木樨地部長樓射擊，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關山復（正部級）的女婿中彈死亡，「一名13歲的孩子中彈不准送醫院搶救最後死亡」【註6】。

　　4．有軍人抗命　很同情學生

　　部分戒嚴部隊消極抵制開槍令，同情學生。例如38軍軍長徐勤先、39軍116師長，分別拒絕動武或「消極抵制」。

　　第一代老軍人蕭克（原國防大學校長）、張愛萍（曾任國防部部長），也表示不贊同對學生開槍。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5月29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專訪，提到《解放軍報》前記者江林中校，講述目睹天安門清場時士兵射殺【註7】。

　　「四五」時，鄧小平被指是「反革命事件總後台」。在13年後的「六四」，他竟聽信極左派的「匯報」，編造出學生「反革命暴亂」之罪，下令射殺和平請願學生和民眾。兩個事件暴露社會遠離法治之道，在個人極度集權之下，家長意志高於一切。

　　5．迫兩總下台　政局急左轉

　　八九學潮動武收場的影響深遠。大家長先後撤換堅持改革的2位總書記，政局向左轉，極左派抬頭，增加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障礙。

　　早在鄧小平迫使胡耀邦下台（1987年1月）之後，極左派就特別活躍起來，重提並強調毛的階級鬥爭論。「左王」彭真（1902—1997）稱，社會上存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他把社會「多元化」之說，稱為「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搞反社會主義」【註8】。

　　1989年6月接趙紫陽任總書記者，全面推展「反自由化」的「秋後算帳」，清查「自由化分子」；鼓吹強化專政職能和「反和平演變」，又稱「改革開放」有兩種：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自由化的改革開放。1992年初，鄧小平覺得政治左轉太甚，非出頭「糾偏」不可。在南巡中，他說「主要是防止左」【註9】。

　　6．兩項大錯失　留左禍之根

　　胡溫新政時段（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提出和諧社會之說，試圖糾正前朝的「左傾偏差」，但前朝仍遙控宣傳、政法系統，「糾左」頗受阻力。

　　近幾年，政局左轉的步伐很快，政治已回毛老路，特別強調「反自由化」和對敵對勢力（階級敵人）的鬥爭，鼓吹權力的「集中統一」。

　　政局的持續左轉，大家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處置八九學潮採用開槍暴力手段，為其一大錯誤。暴力手段鎮壓和一系列的「反自由化」，造成社會恐懼、言路堵塞，1980年代相對略為寬鬆的社會環境消失。

　　大家長之大錯，還在於1980年代未讓政治體制改革啟步，反而定下四項原則的大框框，阻撓全面批毛，保留個人集權制，留下了左禍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