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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啟蒙
之二

紀念五四百年 啟蒙仍在延續

  百年前「五四」宣揚的科學、民主和自由,仍是今日北京知識界思考群追求的夢想,他們仍不放棄啟蒙之責。余英時教授評「五四」百年……

丁望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9.5.16,A17版
上網:2019.6.4
字數:原文1,888,上網3,055

 
 圖1,「民主—我們共同的理想」,是八九學潮學生表達的願望。網絡圖片。

  關鍵詞:五四,啟蒙,自由,自由權,科學,民主,鳴放,引蛇出洞,蘇共20大,個人崇拜,實踐說,異化論

  各地紀念「五四」百年,有「五四」精神(民主、科學)和啟蒙的話題。史學家余英時教授評「五四」百年,論及「五四」精神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動力;他提到1957年「鳴放」時北大學生紀念「五四」、後來持續的啟蒙(特別提到大學生為深圳佳士工人爭權益)。

  「五四」精神或理想,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的中國大陸落空,是不爭的事實。「無產階級專政」(實是當權者專政)下的社會,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法治和民主;科學的思考精神,亦很薄弱。

  但是,未忘「五四」的思考群,仍不放棄啟蒙的使命。在這幾年艱難環境中,他們仍宣揚「五四」精神,呼籲自由和民主、科學,批評愚民的造神、個人崇拜。


 圖2,1955年,赫魯曉夫(左)訪問南斯拉夫,會晤鐵托(右)。網絡圖片。


   1.蘇共二十大 批判斯大林

  今年適值紅朝70周年,對於涉及「五四」啟蒙的思潮,頗值得疏理、分析。

  70年間的啟蒙運動或啟蒙浪有5次。


  第一次,在1957年「鳴放」期間。


  許多社會名人或大學生,分別透過「鳴放」發言、校園大字報,提出民主與極權的話題,涉及自由的價值觀。這是在知識界影響較廣的啟蒙浪,但並非有領軍者、有系統策劃的啟蒙運動。

  這次啟蒙浪的掀起,有兩大政治因素:蘇聯東歐「局部解凍」的變局【註1】,毛澤東以「鳴放」達致「引蛇出洞」的陽謀。

  1956年2月的蘇共20大,批判斯大林(1879—1953)的專制主義【註2】。蘇共中史第一書記赫魯曉夫(1894—1971)發表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俗稱「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專橫,以殘暴手段製造政治冤案,熱中於個人崇拜而漠視民疾。

  這份報告透露:

  「任何一個在某方面與斯大林意見相左的人,任何一個僅僅懷疑有敵對意圖的人,任何一個純屬受到誣陷的人,都可能受到最殘酷的鎮壓,……罪證便是被告本人的『供詞』,而且後來的覆查表明,這種口供是通過對被告採用肉刑而獲得的。」
【註3】

  20大前後,蘇共在政治、文藝界實施局部的「解凍」政策,平反一大批政治事件,開放一些禁書。如名作家愛倫堡的小說《解凍》【註4】。

  1956年,東歐發生波匈事件。

  6月,波蘭波滋南工人大罷工,釀成官民衝突。

  10月,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20萬人上街遊行,抗議親蘇政策、反斯大林主義,政府宣布退出蘇聯東歐集團的華沙條約。11月4日,親蘇的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成立,蘇軍侵入匈牙利,控制布達佩斯。

  在南斯拉夫,南共領袖鐵托(1892—1980)的「普拉演講」(11月),嚴厲批判斯大林主義,在「老共」(老牌共產黨政權、國家)中引起轟動效應。

  蘇聯東歐的變化,對極權社會主義國家的震盪頗大。中共中央回應蘇共20大,先後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4月)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12月),既同意適度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又表示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圖3,1956年10月,匈牙利布達佩斯民眾抗拒蘇軍侵害,擊毀蘇侵略軍坦克。網絡圖片。


  2.首次啟蒙浪 關乎大鳴放

  毛發動「鳴放」的陽謀,於1956年出台。1957年5月,毛正式啟動「鳴放」,為期不足1月。

  6月8日,毛認為已經「引蛇出洞」了,便下達「反擊右派分子」密令。稱「大鳴放的時間,大約15天左右即足」【註5】,「讓反動的教授……學生大吐毒素」,「到了適當的時機」就要反擊。毛聲稱「這是一個偉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密令下達後,55萬人被列為右派分子清算、折磨,知識界的啟蒙浪消失。

  參與「鳴放」的,主要是兩類人。一是政界和知識界的名人,如1949年前親共的政客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和費孝通、錢端升、陳仁炳、王造時,新聞界的儲安平、浦潔熙和大學教授黃萬里等;二是大學校園關注政治的學生。

  北大學生張元勛、沈澤宜(同盟會要員陳其美之外孫)、林昭、譚天榮(林和譚是「校園情人」)、沈元,清華學生中杰英、孫寶琮、劉光等,被稱為學生群「活躍分子」。他們獨立思考、聰明,比普通學生多閱讀,知識面較廣。

  他們的言論,觸及「五四」的啟蒙話題,更多的是探討斯大林體制弊端,議論「一邊倒」外交政策、蘇聯式教育體制之弊。

  他們非常嚮往自由、民主,批評極權政體及其特權主義、官僚主義。馬琦的大字報〈還政於民〉,提到人民對當權者的監督權、人權的保障。羅蘭(中杰英)的大字報,議論政治冤案和斯大林專權【註6】。

  3.第2次啟蒙 從耀邦開始

  第二次,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前期,這是規模最大的啟蒙運動。

  它有三大部分:

  一,中共黨內的政治啟蒙潮,特別是胡耀邦(1915—1989)主導的「實踐說」啟蒙。


  1978年的「實踐檢驗真理」與「兩個凡是」大論戰,後來的「反左」潮,是中共黨內的政治啟蒙,對社會的影響力很大。

  在「實踐說」啟蒙潮中,第一代的葉劍英(1897—1986)提出建立並健全法制(後來稱法治)約束權力,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的權力,防範文革(1966—1976)時出現的左禍。這種法治觀,也是中共黨內的政治啟蒙。

  二,1978—1981年的「西單民主牆」。


  民主牆是社會青年和學生呼喚自由、民主的載體,內容多涉及官僚主義、漠視民疾、政治控制,有改革社會制度的訴求。

  三,1980年代前期知識界和改革派高幹的「異化論」浪潮。


  討論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異化現象」【註7】、「人的解放」和人道主義。這是社會啟蒙運動,觸及自由(包括人的獨立思考自由)、民主價值觀和社會主義集權體制弊端。

  提出「異化論」的王若水、周揚,分別為《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文聯主席。參與啟蒙運動的學者,還有汝信、王元化、蘇紹智、嚴家祺、孫長江等。


 圖4,北京西單民主牆一角,內有「個人崇拜害國害民」之語。1980年初(?)。網絡圖片。

  4.第三次啟蒙 自由主義浪

  第三次,在1989年八九學潮前後,直到1990年代。

  知識界提出再啟蒙或新啟蒙的理念,透過論文、演講宣揚自由價值觀和自由主義,也觸及民主價值觀和政治體制改革。

  這是偏重講座、文字傳播的啟蒙浪,或可稱為自由主義之浪,大致是社會精英層的對話、溝通或論戰,不能算是具群眾性的啟蒙運動。

  具影響力的知識界名人有李慎之、趙復三、于光遠(均曾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許良英(科學史專家)、方勵之(科大校長)等。

  5.政局左轉中 自由與維權

  第四次在胡溫新政時(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

  溫家寶參與構建的「科學發展觀」,是新啟蒙的標誌。關於這次和第五次啟蒙浪,將另文述評。

  第五次在近10年(2009—2019)。


  2009年前後,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重慶模式,吹響毛文革(1966—1976)局部回潮的警號;中共18大(2012年11月)後政局左轉的「新時代」,回到毛的政治老路,衍生「亞文革」。

  重慶模式與近幾年的左局,引起知識界的憂患意識,促發了新的啟蒙浪。

  這一次的啟蒙浪,有兩個層次。一是知識界精英階層對啟蒙的承擔、對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的弘揚,鼓吹深化經改、讓政改啟步,呼籲防範文革回潮。二是針對基層勞工維權困境的啟蒙(自由、人權、經濟權益),例如深圳的佳士工人維權事件。

註釋

 1.十月革命百年 列寧陰影仍在
 2.從二月憲政路 走向暴力革命
 3.《赫魯曉夫回憶錄》,述弢譯,社會科學文獻(北京,2005),第2版,頁374。
 4.馮紹雷:《20世紀的俄羅斯》(資中筠序),三聯(北京,2007),頁80。
 5.《毛澤東年譜》第3卷,中央文獻(北京,2013),頁171。
 6.林賢治、章德寧主編:《記憶》,中國工人(北京,2002),頁74—81。
 7.丁望:〈關於「人的異化」〉,明報月刊1982年2月號,頁5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