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紀念「五四」百年，有「五四」精神（民主、科學）和啟蒙的話題。史學家余英時教授評「五四」百年，論及「五四」精神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動力；他提到1957年「鳴放」時北大學生紀念「五四」、後來持續的啟蒙（特別提到大學生為深圳佳士工人爭權益）。

　　「五四」精神或理想，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的中國大陸落空，是不爭的事實。「無產階級專政」（實是當權者專政）下的社會，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法治和民主；科學的思考精神，亦很薄弱。

　　但是，未忘「五四」的思考群，仍不放棄啟蒙的使命。在這幾年艱難環境中，他們仍宣揚「五四」精神，呼籲自由和民主、科學，批評愚民的造神、個人崇拜。

　　1．蘇共二十大　批判斯大林

　　今年適值紅朝70周年，對於涉及「五四」啟蒙的思潮，頗值得疏理、分析。

　　70年間的啟蒙運動或啟蒙浪有5次。

　　第一次，在1957年「鳴放」期間。

　　許多社會名人或大學生，分別透過「鳴放」發言、校園大字報，提出民主與極權的話題，涉及自由的價值觀。這是在知識界影響較廣的啟蒙浪，但並非有領軍者、有系統策劃的啟蒙運動。

　　這次啟蒙浪的掀起，有兩大政治因素：蘇聯東歐「局部解凍」的變局【註1】，毛澤東以「鳴放」達致「引蛇出洞」的陽謀。

　　1956年2月的蘇共20大，批判斯大林（1879—1953）的專制主義【註2】。蘇共中史第一書記赫魯曉夫（1894—1971）發表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俗稱「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專橫，以殘暴手段製造政治冤案，熱中於個人崇拜而漠視民疾。

　　這份報告透露：

　　「任何一個在某方面與斯大林意見相左的人，任何一個僅僅懷疑有敵對意圖的人，任何一個純屬受到誣陷的人，都可能受到最殘酷的鎮壓，……罪證便是被告本人的『供詞』，而且後來的覆查表明，這種口供是通過對被告採用肉刑而獲得的。」【註3】

　　20大前後，蘇共在政治、文藝界實施局部的「解凍」政策，平反一大批政治事件，開放一些禁書。如名作家愛倫堡的小說《解凍》【註4】。

　　1956年，東歐發生波匈事件。

　　6月，波蘭波滋南工人大罷工，釀成官民衝突。

　　10月，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20萬人上街遊行，抗議親蘇政策、反斯大林主義，政府宣布退出蘇聯東歐集團的華沙條約。11月4日，親蘇的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成立，蘇軍侵入匈牙利，控制布達佩斯。

　　在南斯拉夫，南共領袖鐵托（1892—1980）的「普拉演講」（11月），嚴厲批判斯大林主義，在「老共」（老牌共產黨政權、國家）中引起轟動效應。

　　蘇聯東歐的變化，對極權社會主義國家的震盪頗大。中共中央回應蘇共20大，先後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4月）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12月），既同意適度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又表示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2．首次啟蒙浪　關乎大鳴放

　　毛發動「鳴放」的陽謀，於1956年出台。1957年5月，毛正式啟動「鳴放」，為期不足1月。

　　6月8日，毛認為已經「引蛇出洞」了，便下達「反擊右派分子」密令。稱「大鳴放的時間，大約15天左右即足」【註5】，「讓反動的教授……學生大吐毒素」，「到了適當的時機」就要反擊。毛聲稱「這是一個偉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密令下達後，55萬人被列為右派分子清算、折磨，知識界的啟蒙浪消失。

　　參與「鳴放」的，主要是兩類人。一是政界和知識界的名人，如1949年前親共的政客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和費孝通、錢端升、陳仁炳、王造時，新聞界的儲安平、浦潔熙和大學教授黃萬里等；二是大學校園關注政治的學生。

　　北大學生張元勛、沈澤宜（同盟會要員陳其美之外孫）、林昭、譚天榮（林和譚是「校園情人」）、沈元，清華學生中杰英、孫寶琮、劉光等，被稱為學生群「活躍分子」。他們獨立思考、聰明，比普通學生多閱讀，知識面較廣。

　　他們的言論，觸及「五四」的啟蒙話題，更多的是探討斯大林體制弊端，議論「一邊倒」外交政策、蘇聯式教育體制之弊。

　　他們非常嚮往自由、民主，批評極權政體及其特權主義、官僚主義。馬琦的大字報〈還政於民〉，提到人民對當權者的監督權、人權的保障。羅蘭（中杰英）的大字報，議論政治冤案和斯大林專權【註6】。

　　4．第三次啟蒙　自由主義浪

　　第三次，在1989年八九學潮前後，直到1990年代。

　　知識界提出再啟蒙或新啟蒙的理念，透過論文、演講宣揚自由價值觀和自由主義，也觸及民主價值觀和政治體制改革。

　　這是偏重講座、文字傳播的啟蒙浪，或可稱為自由主義之浪，大致是社會精英層的對話、溝通或論戰，不能算是具群眾性的啟蒙運動。

　　具影響力的知識界名人有李慎之、趙復三、于光遠（均曾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許良英（科學史專家）、方勵之（科大校長）等。

　 　5．政局左轉中　自由與維權

　　第四次在胡溫新政時（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

　　溫家寶參與構建的「科學發展觀」，是新啟蒙的標誌。關於這次和第五次啟蒙浪，將另文述評。

　　第五次在近10年（2009—2019）。

　　2009年前後，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重慶模式，吹響毛文革（1966—1976）局部回潮的警號；中共18大（2012年11月）後政局左轉的「新時代」，回到毛的政治老路，衍生「亞文革」。

　　重慶模式與近幾年的左局，引起知識界的憂患意識，促發了新的啟蒙浪。

　　這一次的啟蒙浪，有兩個層次。一是知識界精英階層對啟蒙的承擔、對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的弘揚，鼓吹深化經改、讓政改啟步，呼籲防範文革回潮。二是針對基層勞工維權困境的啟蒙（自由、人權、經濟權益），例如深圳的佳士工人維權事件。

　註：

　1．十月革命百年 列寧陰影仍在
　2．從二月憲政路 走向暴力革命
　3．《赫魯曉夫回憶錄》，述弢譯，社會科學文獻（北京，2005），第2版，頁374。
　4．馮紹雷：《20世紀的俄羅斯》（資中筠序），三聯（北京，2007），頁80。
　5．《毛澤東年譜》第3卷，中央文獻（北京，2013），頁171。
　6．林賢治、章德寧主編：《記憶》，中國工人（北京，2002），頁74—81。
　7．丁望：〈關於「人的異化」〉，明報月刊1982年2月號，頁5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