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惡霸墜馬被擒，眾人拍手叫好甚至放鞭炮慶賀，是向善、厭惡的人性流露。
　　
　　唐代武則天當權時（690—705在位），酷吏來俊臣（651—697）得勢，任意誣陷、羅織罪名、酷刑逼供，殺害千餘戶，積聚民怨甚深，後因誣告太平公主（唐高宗和武則天女）被誅。《資治通鑑》云：「俊臣……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宋代文學家歐陽修（1007—1072）主撰的《新唐書》謂：「斬於西市，……人皆相慶。」

　　1．自由度14分　全球排186

　　在1320年後的今天，有網控惡霸之稱的魯煒落馬，引來的「網民歡呼」，與來俊臣被誅的「人皆相慶」相似。有香港紙媒稱，在北京「不論左右均拍手稱快」；北京有網絡的評論，稱網霸「左得可怕，比多睡幾個女人的貪官更爛」；網民的留言，則說「放鞭炮慶祝」。

　　網霸落馬引起網民歡呼，還與官方的網控太嚴有關。全球自由度（Freedom in the World 2018）日前公布，在210個國家、地區，紅色中國和古巴同排186，得分均為14分（2017年15分）為「不自由地區」類。排名低的一個原因，是網控苛嚴。

　　據北京流傳的消息，2018年3月人大年會之後，檢察部門將啟動對魯煒的檢控，起訴的要點是貪腐罪。

　　2．首虎落馬後　密集式炮轟

　　非常奇特的，官方於2017年11月21日宣布魯煒落馬後，黨媒立即有「強大宣傳攻勢」：「官方媒體四天發十文」（北京財新網11月27日新聞標題），強調魯煒是「十九大後首虎」及落馬的「轟動效應」；《中國紀檢監察報》謂：「打虎快訊一經發布，迅速刷爆手機朋友圈，收穫一片叫好點讚之聲。」

　　連續「炮轟」幾天，旨在搞臭、鬥倒魯煒；更為重要的，則突出最高領導人的「鬥爭精神」和「形成震懾不動搖」的權威。

　　在北京媒體和網民「慶賀」網霸垮台時，西方媒體的北京採訪報道和評論，亦暴露網霸的霸道和民憤。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Chris Buckley（儲百亮）和Paul Mozur（孟寶勒）的China's Flashy Ex-Internet Censor Faces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 （中國互聯網審查官：面對涉貪偵查），稱魯煒習慣於「炫耀式的訓斥」（flamboyant dressing down），是盛氣凌人的網控守門人，經常做出令人吃驚的舉動，甚至在私人飯局中威脅網絡名人，愛喊「中國是網絡強國」（China as an internet superpower）。

　　西方記者在北京獲悉的魯煒「形象」，以「霸」為最大特色；恰正好說明北京知識界為何「聞網霸落馬而稱慶」。

　　3．左得還不足　追查小圈子

　　網霸究竟因何罪嫌而「接受組織審查」，官媒並未透露詳情。

　　中紀委網站提到「首虎落馬」時透露，「貫徹……總書記重要指示和工作要求不夠堅決，不夠及時」，「不正確使用權力問題時有發生……存在小圈子問題」。

　　《中國紀檢監察報》的評論，特別強調「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相互交織」和「不收斂、不收手」。

　　網霸落馬的最主要政治因素，借用北京民間的議論是：「左得還不足」。

　　這與毛朝的兩陳事件相似。1957年，毛帝發起反右運動，把軍方總政治部的文化宣傳官陳沂、陳其通（少將）和馬寒冰（大校）也列為右派分子清算，令政界、學界大吃一驚。「驚」的是這幾人是「老左」，居然也成了右派分子。這是「領袖權術」的魔力。

　　 4．中學生知青　官至正部級

　　1960年出生的魯煒，原是回鄉當農民的知青（1978），只受過中學教育，卻是擅於結關係網的「能人」。在戶口嚴格管控之下，竟能從安徽農村跑到廣西桂林市，當上工具廠工人（1982），兩年後在桂林市中級法院當上書記員，1991年轉到新華社廣西分社，當過副社長、社長，2001—2011在總社當官，當過秘書長、副社長，是江帝的「化妝師」，協助中宣部大力宣傳江的「講政治」和「三個代表」，增加江退位（2003）後的政治影響力。江退位後，一直遙控軍隊、中宣部和政法系統（周永康）。

　　2014年2月，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總書記當組長，魯煒獲任小組的辦公室（簡稱網信辦）主任（2014—2016.6），不久又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2014.5—2017.11），頗受中樞信賴。

　　主持網信辦2年，全面執行嚴密的網控措施，關閉有「自由化」之嫌的網絡和博客平台，參與清查不聽話的網絡大V。任志強被炮轟、薛蠻子（原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薛子正之子）被扣上「嫖客」名在電視上「認罪悔過」，知識界在網絡平台的言論空間大大壓縮。

　　有政協官員在政協年會發言，說網控有偏差，學界很難接通外國學術專業平台，有些人為科研而在周末跑到香港，瀏覽專業網絡。

　　5．網絡自由度　排倒數第一

　　對網絡的行政管理，是全球通行的社會治理舉措。行政管理中有適度的監管是很自然的，但必須在法治軌道之內，也要讓「必要的監管」與民眾的知情權、教育權（知識傳播、交流）求取平衡點。

　　這幾年，北京的網控超越文明社會能接受的極限，民眾的知情權、教育權乃至人身自由受到損害，不只在境內造成民憤，與北京有業務來往的外國企業、傳媒、學界亦有怨言。

　　在全球網絡自由、新聞自由指數，紅色中國的排名都甚低。美國自由之家2017年度的網絡自由（Freedom on the Net）指數（65國列入評估），於11月發布，紅色中國排名倒數1（2016年倒1，2015年倒2），比伊朗（倒3）、古巴（倒4）、烏茲別克（倒5）、越南（倒6）還低。

　　2017年4月發布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無國界記者）評估180個國家、地區的排名，台灣45，香港73；5個「老共」（老牌共產國家）在最低之列：北朝鮮倒數1，紅中倒5，越南倒6，古巴倒8，老撾倒11。

　　人們對新聞自由、網絡自由的殷切期望，是走出愚昧的醒悟。所謂網絡強國，必須有法治的基礎；不應是自說自話模式，而是具有全球的公信力、認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