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頌聖造神資中筠說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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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頌聖造神資中筠說啟蒙

丁望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5.5.14，A20版
上網：2015.5.26
字數：原文1,888，上網3,263

　　關鍵詞：頌聖，蒙昧，造神，個人崇拜，獻媚，亞文革，人身依附，一黨領導體制，再啟蒙

　　引述歷史典籍：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後漢書．丁鴻列傳）

圖1，德高望重的學者資中筠。網絡圖片。

　　北京思考型的學者，近期各自發表或重刊文章，從述評歷史現象入手，向政治權要進諫，表達勿重複毛式左折騰的期望。

　　德高望重學者、85歲的資中筠教授，發表〈為什麼我們需要再啟蒙〉一文，議論愚民政策使社會陷入蒙昧時期，神化政治領袖的個人崇拜令民眾愚昧。呼籲抵制頌聖造神，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參與喚醒民眾擺脫愚昧的「再啟蒙」。這是面對文革（1966—1976）和「亞文革」（2013—）的歷史思索。

　　名作家陳行之和陶東風，述評極權主義的社會禍害。陳氏的〈秘密政治是陰謀家的樂園〉，在歷史回顧中對現實政治表達焦慮感，觸及極權主義下的秘密政治和「無理性的個人崇拜」。陶氏的〈集權體制之下的說謊〉，論及極權主義造成「說謊的習性」。有幾篇文稿評論梁漱溟，讚賞他勇於講真話的文人風骨。

　　中央黨校教授蔡霞的〈「準則」：重構黨內政治生態的重器〉，則直言破除個人迷信，正視個人崇拜造神導致江湖化、幫會化，要重構黨內政治生態，實現「黨內民主」。

　　蔡文刊於《炎黃春秋》月刊4月號，其餘由愛思想網、共識網等發表（或重刊）。

　　三時期造神　致人身依附

　　八十年代任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的資中筠，現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曾任高層人物的翻譯、外交官，晚年是改革家溫家寶外交演辭英譯定稿顧問之一，與高層有近距離接觸。她又有「下放勞動」和文革之苦難，更了解民間疾苦，有為民請命情懷，是體制內溫和改革派。

　　從中國近代史到當代史，出現過多次啟蒙運動。資中筠現在提出「再啟蒙」，並不是指發起社會運動，而是呼籲讀書人盡一份社會責任。

　　她說：「啟蒙首先是自己對自己啟蒙，就是用自己的理智獨立思考，判斷是非，第一步先做到潔身自好，保持獨立的人格，有所堅守，有所不為。然後再進一步有所為。既然有機會比別人多受一點教育，就應多一份社會擔當。」

　　「再啟蒙」的呼籲，是面對頌聖文化的政治現實。所謂頌聖文化，就是顛倒是非、歌功頌德的政治文化。逢迎政治權要個人崇拜的造神，必導致官場的人身依附、社會的蒙昧。

　　在〈為什麼我們需要再啟蒙〉一文，她述評三個時段的蒙昧時期。她寫道：

　　「當前儘管以言獲罪仍然難免，比起前三十年（按：指1949—1979），環境應該說已相對寬鬆，而自覺地揣摩上意的風氣卻不稍減，說一些常識性的真話者竟成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頌聖文化又一次抬頭，而且隨著國力的加強愈演愈烈。人們對於是非、善惡都已變得麻木。長此以往，不但尖銳的社會矛盾得不到及時解決，民族精神將日益萎縮。」

　　這是對「亞文革」的反思。中共十八大後，新權要提「兩個不要」和「七不准」，在思想、宣傳、教育領域展開大批判和大清洗，對政治權要則歌功頌德和效忠表態。這種左局，令人有「文革再來」的恐懼感。

　　當今蒙昧時期的頌聖文化，關乎「一黨領導」體制弊病的沉積，與前兩個時段的蒙昧時期息息相關。資氏提及第一個蒙昧時期，即「前三十年」的個人崇拜造神運動，這個運動突顯「政教合一」的體制特點：

　　「政治領袖與思想導師合為一體。知識分子成為依附於某張皮的『毛』，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到文革達到登峰造極，善惡是非以政治路線站隊畫線。古今中外文化都『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文明退向野蠻，除少數清醒的人慘遭殺戮外，全民進入蒙昧時期，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思想國有化導致道德淪喪的後果。」

　　接著，她論述八九學潮後，社會進入新時段的蒙昧時期。她提到胡耀邦等發起的真理標準辯論，打破「兩個凡是」的禁錮，但10年後，「以武化手段結束（按：指天安門鎮壓事件），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轉，實際上恢復了『兩個凡是』。」

　　這就是江朝的蒙昧時期，其政治的標誌之一，是1991年的「七一講話」，回到毛的階級鬥爭論。他反覆強調敵對勢力論（與毛的階級鬥爭論呼應）、西化和自由化的危害，提出兩種改革觀和「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個人崇拜造神活動，加劇人身依附。

　　七十年代末「實踐檢驗真理」之論，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對家長制和文革的反思。八十年代初，在改革派主導下，中共中央關於「黨內準則」和文革評價的決議，明確提出反個人崇拜、遵守集體領導原則，顯現許多人對「黨內民主」的期望。

　　現在回到毛、江老路，發動新造神運動。不少知識界獨立思考者，對家長制和愚民政策下的「左折騰」有戒心，挺身而出表達憂患意識。

　　歌德和但丁　缺人格獨立

　　早在1957年「鳴放」時，清華大學水利工程學教授黃萬里（1911—2001，黃炎培之子），就有歌德派、但丁派之說，他以小說諷刺只會歌功頌德的歌德派，只會緊跟（「但丁」的諧音）黨員幹部喊口號的但丁派。他因此而招來「右派分子」之罪名。

　　較之黃萬里，資中筠對頌聖政治文化說得更「白」：「馬列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是越過兩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裏，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是斯大林加秦始皇」；「頌聖……偶像崇拜、領袖神化、歌頌『盛世』」。

　　她又說：「一部分所謂文人在因頌聖而名利雙收中不但墮落到無恥的地步，而且已經超越了起碼的人道底線。以至於汶川地震中出現『縱做鬼，也幸福』和『含淚勸家長』那樣的『作品』醜聞。……頌聖充斥於媒體乃至日常生活，人們對此習以為常，已經麻木。」

　　她呼籲文人投身於「再啟蒙」：「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聖文化，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憲政。」　

　　說假話獻媚　是官場現象

　　資中筠文和上述幾篇文章各自發表，把它們放在一起閱讀，便感到「現實的針對性」很強：看到新造神運動的「舊弊端」，期待當權者「汲取歷史經驗教訓」。

　　資中筠對於「再啟蒙」的使命感強，是與文革沉重的災難有關。文革造神導致社會蒙昧的遺害，並未完全消除，她在〈沒有法治的反腐難言樂觀〉一文慨嘆，部分民眾「還是非常愚昧」，毛仍是他們心目中的偶像。這正是她要盡「再啟蒙」責任的現實因素。

　　對於「再啟蒙」的前景，她似乎頗為樂觀，原因之一是：「體制內覺悟的人越來越多。」

　　本欄對於「再啟蒙」之路卻不樂觀，這是因為「一黨領導」體制弊端的沉積太重。高度集權、權力不受制約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黨領導」體制的一大特點。在這個體制下的家長制、一言堂，必充斥「權力異化現象」，恰如英國史學家阿克頓（Acton, 1834—1902）說的：「絕對權力絕對腐敗」（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執政黨高度集權，排除了「集體領導」，所謂黨內民主只是空話，社會則遠離真正的法治軌道。在權力更集中之下，有「三絕對」（絕對服從、絕對忠誠、維護領導人絕對權威）的政治號召，有強軍強警強亮劍之舉，並以「整風」和思想文化的大批判提振「威懾力」，言路更堵塞，逢迎個人崇拜更甚。

　　在〈沒有法治的反腐難言樂觀〉一文，資中筠就提到不敢講真話：「現在的職業外交官沒有發言權，什麼話也不敢講，看上層的臉色行事，連匯報真實情況都不敢。我在這個領域工作過，所以覺得這個問題相當嚴重。」　

　　權力更集中　言路被堵塞

　　「一黨領導」體制的高度集權和家長制，必衍生獻媚之風。「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後漢書．丁鴻列傳）的東漢政治場景，也正是當今的官場現象。

　　官場之外，知識界獻媚求官求利者亦不少，從毛時代的郭沫若、錢學森（迎合毛的畝產數萬斤糧）、周建人，到現在的媚上者，都參與造神。挺直脊樑、保持良知，尊重事實、講真話者，相對是比較少，這正是「再啟蒙」的難處。

　　不過，「再啟蒙」確是有良知者應盡之責，不畏難而盡個人之力，是令人敬重的。

　後記： 本文與〈北京名學者議蒙昧時期〉（信報〈中國21〉專欄2015.5.12）合併，略有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