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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六君子 救命竟落空
 
 
丁望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4.6.5,A14 版
上網:2014.7.6
字數:原文1,888,上網2,133

 

  關鍵詞:和平構想,六君子,救命,鴿派,鷹派,家長意志,一言堂,生命價值,六四悲劇

  相關人物:趙紫陽,胡啟立,喬石,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萬里,田紀雲,吳學謙,江平,蔣彥永

  引述歷史典籍:
  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管子)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孟子.告子)

 
圖1,2014年6月4日,維園燭光。Ho Leong Kwan@USP圖片。
 

  八九和平請願25周年,牽動許多港人之情。從6月1日酷熱天氣下的3,000人遊行,到6月4日的維園燭光晚會,表達了港人對六四亡魂的悼念,對自由、和平、人權、法治和民主的思索。

  紀念八九學潮、悼念六四亡魂,難免有生命的情結。對於北京拍板者以坦克、槍彈對付和平請願者,一群表達「反貪腐、反官僚主義」願望的年輕人喪失生命,許多人有「無語問蒼天」之嘆。

  民眾生存權的危機,家長意志、長官意志下生命價值被漠視,暴露了「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這是紀念八九學潮、尋求社會文明之路值得思考之處。

 
圖2,2014年6月1日,平反六四大遊行。Ho Leong Kwan@USP圖片。
 

  書記處成員 應急第一線

  如何平息八九學生請願,中共高層存在意見分歧,並衍生鴿派和鷹派的博弈。博弈中,有執政理念、施政取向的差異,也有權力、利益和「面子」的糾結。

  在危機處理的第一線,鴿派的核心人物,是中共十三屆中央總書記趙紫陽(1919—2005,1987.11.2—1989.5.19在職)及其手下的書記處5個成員:書記胡啟立(60,1989年齡,下同)、喬石(65)、芮杏文(62)、閻明復(58)和候補書記溫家寶(47)。

  胡和喬是政治局常委(5常委中李鵬和姚依林是鷹派),芮、閻分別主管宣傳和思想工作、統戰工作(閻兼任中央統戰部部長);溫(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主管機要、科教工作,參與「中央文件」和趙紫陽重要演詞的擬草或審閱。

  除上述第一線的和平六君子之外,鴿派的代表人物,還有政治局委員萬里(人大委員長,73)、田紀雲(60)和吳學謙(68,均副總理)等。

  和平六君子應對學生請願的取向,本欄的解讀是:在法律、制度、秩序的軌道上,透過對話、溝通形成良性互動,達致以和平方式平息學潮。趙氏的「五四講話」和「亞行講話」,已充分表達了和平構想。

  和平、非暴力的取向,與趙氏和書記處的黨務、行政體制改革理念息息相關。趙氏在中共十三大的報告,提到「正確處理和協調各種不同的社會利益和矛盾」,強調「各級領導機關的工作,只有建立在傾聽群眾意見的基礎上,才能切合實際,避免失誤。……只有為群眾所了解,才能被群眾所理解」。

  趙氏提及改革的一個取向:「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


  惜生命價值 有良心震盪

  關於和平六君子的和平構想,已有更多的研究參考文獻。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前校長江平的回憶錄〈我只向真理低頭〉,軍方301醫院外科主治醫師蔣彥永的見證現場談話,有值得參考的「八九內幕」。江平憶述1989年「10校長516函」(江是聯署人)發表後,喬石在中南海會見他們,談及和平化解危機的樂觀取態:以家長、教師和救護車送走廣場絕食、請願學生。

  和平構想的背後,是尚存珍視民眾生命價值的良知、對剝奪年輕人生存權的拒絕。


  5月19日,趙紫陽在溫家寶陪同下到天安門廣場會見學生,發表了一段「感性講話」:「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老了,無所謂……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19、18歲、20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

  這是他對學生的「最後提示」,是對珍視生命價值的呼籲。在帶點嘆息的語調、和平構想落空的無奈之情下,他傳遞了「兵臨城下」大動刀槍的訊號。

  1990年,本人發表一篇論文,分析八九學潮的社會背景,對他的「最後提示」有這樣的判斷:「這是他看破『紅塵』之時,對權位不再留戀,這是學生面對死亡威脅時的良心震盪。」(收入1995年出版的《六四前後:對八九學潮前後的政治分析》,頁297)

  鴿派的「救命」和平構想,原有實現的可能。但是,珍視年輕人生命價值的和平觀,拗不過拒絕讓「四二六社論」轉彎的家長意志;而鷹派又有「倒趙」的權力訴求,對和平構想設重重障礙,以致發生六四那場悲劇。


   儒家生命觀 在六四場景

  法家典籍《管子》的生命觀,恤民疾、緩民怨:「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又云:「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

  儒家的生命觀,與良心、良知之說息息相關。《孟子.告子》曰:「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這段話或可移置於當代的「六四場景」,借用為對六四悲劇的「天問」:如果人們所喜歡(珍視)的沒有超越於生命,那麼凡是可以護衛生存權的,何不去做呢?如果人們所厭惡(恐懼)的沒有超越於死亡,那麼凡能避開禍患的,何不去做呢?

  六四悲劇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在真正的法治軌道之外,缺乏制約公權、保障人權的有效制度;家長意志大於法,並凌駕於「黨的領導集體」之上,形成一言堂的執政模式,因而沒有真正的「黨內民主」、進諫和納諫、終止錯誤決策的機制。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權力和社會、經濟資源高度集中,「領導權威」(個人權威、家長權威)成為高壓管控、掩蓋錯失的藉口,以強化「專政職能」,生殺予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