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簽協議　朝向自貿區

　　服貿協議分四章二十四條，另有附件一〈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附件二〈關於服務提供者的具體規定〉。協議的依據，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和世貿（WTO）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ECFA於2010年9月生效。在它之前，有〈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協議〉（2008）、〈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2009）等。

　　兩岸多年經貿合作及其協議的積累，催化服貿協議。協議的取向，是逐步減少或消除服貿的限制性措施，促進服貿的自由化、便利化。這是全球化的服貿路向。

　　根據協議，台向陸開放64項服貿，但並非都是全面開放，有的設限制條款。陸向台開放的項目，也有限制條款。

　　對於馬政府簽ECFA和服貿協議，本欄的解讀是避免台灣在全球化中被邊緣化，減輕關稅、創造商機和就業，改善經貿的可持續發展空間。

　　在自由化、便利化的理念之下，兩國間或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區（FTA, Free Trade Area）陸續建立，如中新（新加坡）自貿區（2009）、中國東盟自貿區（2011）。台灣要「走向世界」、與主要貿易區或貿易大國簽自貿協議，需借助在WTO框架下的「全面經濟合作協議」或自貿協議。

　　馬氏路線圖　社會溝通弱

　　台陸簽ECFA和服貿協議，等於建立擴大對外合作的平台；從與大陸的相關協議，到區域性的相關協議，是台灣融入全球化、保持或提升競爭力的路線圖。

　　有人指責馬英九受北京壓力「出賣台灣」，又稱服貿協議的草擬、定案、審查「完全黑箱化」。

　　事實是：對於ECFA和服貿協議的諮詢、討論，早在政界、學界、產業界展開，供瀏覽的網絡專頁不少。我在2009年應邀參加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在政治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暨治理論壇」和社會科學院等合辦的研討會〈中共政經發展與兩岸關係〉，擔任一場研討會的主席，討論的論文是政大經濟系教授林祖嘉、國家政策基金會科技經濟組副研究員譚瑾瑜的〈ECFA、兩岸貿易與國際空間〉。從這篇深入研究的論文、會場的辯論和後來的一系列文獻，得到的印象是：官方簽訂協議的取態審慎，研究報告和相關的討論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參考意見」。在此認知之下，對「完全黑箱化」說不能苟同。

　　不過，馬政府確有偏失。服貿協議的相關諮詢、討論，在社會層面並不足夠，在社區、學生團體缺乏表述政策和充分討論、溝通的安排；對於民眾的憂慮或由憂慮衍生的不信任，缺乏警覺和應對，未有效運用新媒介、借助網絡的傳播功能釋眾疑，處於極為被動的弱勢狀態。

　　有憂患意識　涉香港陰影

　　對於自由貿易協議，諾貝爾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說，必須是對等（symmetrical）。服貿協議是否對等？馬政府稱是按照WTO的對等原則，也有風險管理機制。但是，有人認為並不對等，對涉及社會安全（台北學者多稱「國家安全」）的風險表示憂慮。

　　台大經濟系主任鄭秀玲教授的〈兩岸服貿協議對我國的衝擊分析〉，有很濃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與「香港陰影」息息相關。她雖沒有提「今天的香港，明日的台灣」，但對於近年香港的傳媒事件、自由行和水貨衝擊頗有了解，並以香港的實例支持其觀點。

　　她的要點，是協議內容不對等，「未將國家利益置於商業利益之上」，衝擊台灣居民薪資和就業市場，掏空醫療體系和「重傷印刷及出版業危害言論自由」。

　　她的最大著墨點，是台灣居民的就業、食物、醫療保障風險，包含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社會安全（她稱「國家安全」）危機。她的結論，是「國安亮紅燈」，北京將掌控台灣的資金流、物流和人才，也導致服務業「逐漸空洞化」。

　　所謂兩岸對等，不像同一社會制度的自貿區，很難將對等「量化」。兩岸之間，除了「常態帳」（經濟帳）之外，還有無形的「政治帳」，包含北京的政治謀略和統戰任務。例如，對大陸開放廣告業，不能只算就業的「量增」，還得算廣告背後的政治因素、統戰因素。

　　馬政府與鄭秀玲（及其認同者）的觀點差異，在於前者只能公開算「常態帳」，後者卻不忽略「量增」背後的所謂「黑手」、政治風險。

　　《管子．牧民》謂：「民惡危墜，我存安之。」開列「憂慮清單」，消除民眾的「香港陰影」，減輕安危疑慮，應是馬政府展開對話溝通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