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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再變天 北京議蘇東波
 
丁望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4.3.13,A20版
上網:2014.3.26
字數:原文1,888,上網1,983

 

  關鍵烏克蘭,變天,蘇東波,一男兒,顏色革命,制度弊端,無產階級專政,一言堂,極權主義

  引述歷史典籍
  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孟子.離婁)

 
圖1「無產階級專政」的象徵粉碎於基輔的大街上。網絡圖片
 

  烏克蘭首都基輔民眾的和平抗爭,迫使親俄的總統雅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逃走,政權落入反對派手中;俄羅斯趁亂派軍入侵,實際控制克里米亞半島,政局動盪。

  烏克蘭之變,引起北京政界和學界的關注。不少人認為,烏克蘭的再次變天,激發民眾推倒各地的列寧(1870—1924)大塑象,蘇共領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象徵粉碎於大街上。沒有人阻止「推倒列寧」的舉動,又是「無一男兒」的實例。中南海權要的「無一男兒」說,再次被提起。

  在「無一男兒」的背後,蘇聯解體的「關鍵因素」是西方的顛覆、思想意識的失控,還是「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是爭論的要點。


  無一男兒說 兩派有爭論

  中南海權要的一系列講話,提到1991年蘇聯劇變時,「無一男兒」挺身而出挽救蘇共,對蘇共垮台痛心;蘇聯解體的主因,是西方的滲透、蘇共對思想意識失控。必須汲取蘇共「亡黨的教訓」,加強思想意識控制,批判自由化、憲政論、普世價值論、民間社會論。

  「無一男兒」說,關乎「蘇東波」的評價。所謂蘇東波,本欄的解讀是指蘇聯、東歐共產國家的變革和民主波潮。蘇東波有兩次浪潮,第一次在1991年,蘇聯東歐共產政體崩潰,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解體被獨聯體取代;第二次,是2003—2005的顏色革命: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2003),烏克蘭的橙色革命(2004),吉爾吉斯的鬱金香革命(2005)。

  對於「無一男兒」說,極左派和極毛派多表讚賞。深改派、自由派則另有「解說」。

  兩者的分歧之一,本欄稱為「痛心」與「不足惜」之分。前者對蘇共垮台、蘇聯東歐解體表示惋惜、痛心;後者則認為「不足惜」,蘇東波的出現是「人民的選擇」。

  國際關係學者資中筠等認為,不能只想到維持某種王朝;胡耀邦三子胡德華直言「值不得大家悲傷」。去年6月27日,本欄發表〈國中無一男兒 引發伸延爭論〉已有述評。

  北京一位學者最近發表文章指出:「意識形態方面的某些人,與世界的隔膜與無知比想像的還要厲害」;有一批人「仍抱定前蘇聯不放。……大談『亡黨之教訓,百姓之災難』……把國際階級鬥爭視作圭臬的觀念散發著陳腐之氣。」  


  外力或內腐 並未一邊倒

  兩者的分歧之二,是「內外有別」。對於蘇共垮台的主因,深改派不認為是來自「外力」(西方顛覆),而是制度弊端造成的「內腐」。

  制度弊端之說,有大量俄羅斯官方解密檔案支撐。有人提到極左派的「子虛烏有」:戈爾巴喬夫當「美帝走狗」,曾應邀到土耳其的美國大學演講,表達了背叛蘇共的意向。這是任意編造出來的,土耳其並無此大學,戈爾巴喬夫亦無土耳其之行。

  儘管官方的「主旋律」,是肯定蘇聯的革命歷史和社會主義制度,有極左派還為斯大林(1879—1953)大清黨大殺人和大飢荒辯護,但知識界並未「一邊倒」。

  中共十八大後,描寫斯大林時代(1924—1953)勞改制的《古拉格:一部歷史》(美國作家安妮.阿普爾鮑姆著),在北京出版中譯本。

  最近,俄羅斯作家薩拉斯金娜的《索爾仁尼琴傳》中譯本,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索爾仁尼琴經歷斯大林的恐怖統治、赫魯曉夫(1894—1971)的解凍時期。北京一位歷史學者的書評,稱他「見證了蘇聯的覆滅和轉軌後的俄羅斯」,「那個令人詛咒的極權體制崩潰了」。   


  制度弊端重 積聚民怨深

  蘇聯東歐解體的關鍵因素,在於「一黨領導」制度的弊端,首先是高度集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統治模式,形成極權主義,社會遠離法治軌道。執政黨各級當權者處於大家長或地方長官地位,以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建立一言堂,權力無窮大而不受制約,人權沒有保障。

  弊端之二,執政黨運用「專政機器」,任意編造階級敵人羅織罪名,不斷發起政治清算運動,並以關、管、殺的手段迫害幹部和人民。

  據前蘇聯的解密檔案,斯大林當權時殺死3,000萬人,包括無辜的婦女、兒童。據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 1923—2005)的口述歷史,掌控專政權者「竟然把簽署槍斃名單當作『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比誰簽得快、簽得多,不走任何司法程序,閉著眼睛簽發槍斃名單。」雅科夫列夫曾任蘇聯駐加拿大大使;1983—1985,在蘇聯科學院當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後當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員(1987—1990)。

  斯大林和後來的布列日涅夫、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等,都以強化專政職能製造恐怖氣氛,以威懾民眾。哈耶克(F. A. Hayek,1899—1992)的《通往奴役之路》,把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稱為殘酷、野蠻的極權主義。

  弊端還在於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公有化(黨有化)和行政命令之下,經濟發展滯後,物資短缺,民生艱困。

  特權制度和官場貪污腐敗,思想和言論控制,剝奪民眾自由,也是不可忽略的制度弊端。民怨的積聚,衍生「變天」願景。此即《尚書》謂:「自作孽不可活。」

  西方自由、平等、民主觀點的傳播,歐洲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影響,民間社會的萌芽或形成,無疑是蘇東波的催化劑。但是,蘇聯東歐如非制度弊端太深重、民怨太大,外力是不可能使它們一夜變天,《孟子.離婁》云:「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