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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總傾情2M 老左批憲政論
 
丁望

原題:新總傾情2M 不會平反六四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3.6.6,A19版
上網:2013.6.7

 
  關鍵詞:新總書記,六四,政局左轉,極左派,極毛派,大批判,反自由化,標籤化
 
圖1,六四24周年,香港15萬人冒雨參加維園燭光晚會。網絡圖片。
 

  在維園的六四燭光晚會,年年都有「平反六四」的口號。期待北京當局為八九學潮翻案、替六四死難者平反,是遙遠的夢。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前後,北京和海外都有「想當然」的願景:新總書記上台後,將以開明、開放的姿態大力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海外更有「六四即將平反」之說。直到今年5月上旬,仍說這一類願景。

  早在2012年6月1日,本人在《信報月刊》發表的習近平政治角色分析,就論述他「無意推行政改」,「政治的嚴控與經濟的發展兩手並舉」(頁54)。同年6月7日,本欄發表〈八九請願事件 翻案障礙重重〉,有這樣一段話:「習仲勛被毛澤東整下台蒙冤(1962—1978),與八九請願事件翻案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習近平的政治理念如何、有無為政治事件翻案的迫切意向,得先深入研究他發表的數十萬言演詞、文稿。習氏常大量引述2M,馬(Ma)克思和毛(Mao)澤東的話成了「神話」,與溫家寶不引2M大異其趣。」同年11月,本人接受英國BBC的訪問,仍是「兩手並舉」的判斷:「今後的北京政局,諒是政治的左手與經濟的右手並舉。」

  中共十八大後的現實是:相對而言的「言論寬鬆期」並未出現,更無真正的政改啟步。相反的,政治、思想意識的管控趨緊,5月出現政局向極左急轉彎之勢,類似九十年代初的「反自由化」大批判,成為政局左轉的一大標誌。

 
圖2,《紅旗文稿》2013年第10期(5月)刊登批「憲政論」的長文
 

  大批判攻勢 毛澤東模式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三十多年,官方稱為改革開放時期,胡溫新政時對此時期的表述,是適度淡化2M(2M模糊化),只按「三段論」模式(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提「指導思想」,習氏則常突出馬主義、毛思想,衍生官方頌毛、崇毛的造神宣傳。

  官方又重新突出毛澤東模式的「歷史地位」,並應用於政治思想管控,例如宣揚「學習雷鋒」和「學習楓橋經驗」(有紀念毛批示50年的活動),再如推動「軍官下連(隊)」。

  官方強化對媒體、學校、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控制。繼中共中央九號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之後,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部和教育部黨組,於5月發出紅頭文件〈關於加強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俗稱「高教政工十六條」)。

  造神又催生「反自由化」的大批判。宣傳系統控制的報刊,密集刊出極左派的文章,圍攻文革遺毒論、憲政論、民間社會(公民社會)論和普世價值。護薄的極毛派,利用網絡大力配合「大批判」,頌毛挺薄胡亂罵溫家寶,並發起紀念毛誕辰(冥壽)120年的活動。

  大批判的「主旋律」,是以毛的階級成份論、階級鬥爭論、無產階級專政論和九十年代的「兩種改革觀」和敵對勢力論。在「主旋律」下,隨意上綱到敵對勢力和「西化亡我圖謀」,並羅織罪名,連「體制內左派」學者提出的「社會主義憲政論」,也指為「資本主義的東西」。


  標籤化清算 馬還是非馬

  這是標籤化的政治清算,「先問一問是馬還是非馬、是毛還是非毛」,類似九十年代的「先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使極左派處於是非、罪與非罪的裁判者「高位」,知識界的言論空間大壓縮。

  標籤化的出現,突顯新領導人正向極左派、極毛派「大傾斜」。極毛派在「紅歌會網」等,讚揚他重新樹立「國父」毛澤東的權威地位,「旗幟鮮明地、大張旗鼓地回歸毛澤東思想,……遏制非毛化。」

  胡溫新政時,「太上皇」遙控宣傳、政法、維穩系統,知識界亦受到嚴控。但是,胡錦濤還能正視這樣的社會現實:「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明顯增強」(在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的報告)。

  在執政黨可控之下,胡氏還能為社會多元化「爭取」一點點空間,而非重新神化毛澤東。溫家寶則多次提到要正視封建殘餘和文革遺毒,更呼籲獨立思考,表示認同包含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這正是新、舊領導層執政理念的差異。


  回歸毛老路 難凝聚共識

  新領導人以造神和「大批判」開局,是要改變「改革開放時期」與毛分割之論,樹立毛思想對執政的絕對「指導」地位。這種「回歸毛澤東」的取向,或有重建毛「權威地位」以建立個人強勢形象的訴求。

  借事立威,是當權者常用的政治手段。《明史.刑法志》有朱元璋創廷杖、有人濫在廷上施杖刑辱官的紀錄,廷杖常是借事立威的手段。

  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W. Brus, 1921—)在《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Socialist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Systems)論述斯大林式的恐怖,是預防對既定政策的抗拒。這種「防範預期」(或可稱「預警」),也是借事立威。

  5月的「反自由化」大批判和造神,雖然讓極左派、極毛派「歡欣鼓舞」(自由派知識分子有壓抑感),體制內學界卻並不都認同,對憲政論的「大批判」就有強烈的反彈,中國人民大學的一批教授和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反駁《紅旗文稿》批憲政論「姓資」之說。


  在政局急左轉之下,新領導層絕不會有「平反六四」的話題,也不可能有真正啟動政改的「政治局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