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園的六四燭光晚會，有十八萬人參加。在靜默中，人們呼喚六四亡魂，嘆息那早逝的生命。

　　每個人手上的燭影，匯成夜空中的巨大光流，表達港人對六四死難者的無盡哀思，也象徵港人認同的普世價值源遠流長。

　　燭光晚會前，總有事件即將平反之說，今年更有多種「平反時間表」，從三幾個月到五年都有。事實是：沒有平反事件的「中南海共識」，翻案之路舉步維艱。

　　燭光晚會前　平反時間表

　　1989年的和平請願事件，是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由4月中旬悼念改革大家胡耀邦演變而來。學生和市民讚賞胡氏平反冤案和推行改革的魄力，對他受到冤屈表示不滿。文革期間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發生於1976年4月，由悼念總理周恩來引發。兩次事件有相似之處，但事件的結果、翻案的難度差異甚大。

　　八九請願事件的訴求，可歸納為三點。一是反官倒、反貪腐、反官僚主義，二是支持改革和「理順物價」，三是維護公民的憲法權利、實現社會的自由和民主。

　　中共中央開明派趙紫陽、胡啟立、萬里和書記處，主張以和平、對話方式平息學潮。大家長和鷹派卻把事件定性為「動亂」，後來更稱為「反革命暴亂」，並動用軍隊以槍彈、坦克「清場」。八九後的當權者，則全面展開「秋後算帳」，推動反自由化和強化專政。

　　所謂事件的平反，是指推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定性，把和平請願確定為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今年六四燭光晚會前，有人對事件的平反頗為樂觀。茅于軾在香港說，幾個月內就平反了；王軍濤表示，在一、兩年內可望平反；方政則說，在中共十九大（2017）時，平反的事就可解決。

　　早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就有事件「即將平反」之說。2002年十六大前，又有人斷言，胡錦濤當總書記後，事件便很快平反。「即將」之說持繼了15年，事件的平反仍只是「願景」。

　　權力終身制　翻案難度大

　　「即將」之說的流傳，是因為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在兩年後翻案，有人就斷定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亦能「很快平反」。

　　本人深入比較研究兩次事件後的判斷，是兩次事件不能簡單地「類比」。1997年4月，在《信報月刊》發表之拙文〈鄧小平之後的北京政局〉，有這樣一段話：

　　「在歷史漫長的路上，前後的歷史事件時會給人『似曾相識』之感，它們的翻案卻未必都可以『類比』。兩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並無同一條的時光隧道，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走了快速的隧道，1989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走的恐怕是長隧道。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與否定文革、鄧小平和高幹平反復出、第一代元老向華國鋒集團奪權密切相關，而第一代元老陳雲、葉劍英又極力推動平反。反觀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並無這樣的瓜熟蒂落『氣候』。」

　　在15年後的今天，本人仍認為，八九請願事件的翻案，還面對重重障礙，不可能「短期內解決」。

　　障礙之一，是八九後的既得利益集團抵制翻案。

　　「一黨領導」體制有權力終身制和個人崇拜的弊端。大家長在八九後辭去軍委主席職務，仍透過軍中親信遙控軍委，故有九二南巡的「政治能量」；重大決策的拍板權，實際延續至1994年病重之後。在大家長之後的權要，於2002年十六大退位，但仍遙控軍隊、宣傳、政法系統，形成對決策和施政的「後影響力」。

　　在「後影響力」的背後，是神化個人的個人崇拜活動，四個人進了「神廟」，使政治事件的翻案難度大增。此外，在反自由化、維穩旗幟下的既得利益集團，也造成翻案的阻力。

　　障礙之二，是現在高層有拍板權者，缺乏胡耀邦那樣平反政治事件的魄力。

　　胡耀邦不只為文革時的政治事件翻案，也平反1959反右傾、1957反右、1955胡風事件的冤案。他甘冒政治風險的魄力和使命感，是翻案的大動力之一。

　　現在的拍板者處事很謹慎，又面對有「後影響力」者的牽制，要下決心為政治事件翻案而觸動既得利益集團，並不容易。這幾年的艾未未事件等，遠比八九請願事件「簡單」，尚且沒有「糾偏」跡象，八九請願事件真能「即將平反」嗎？

　　言必稱2M　平反不迫切

　　障礙之三，是官方面對的「社會矛盾」繁雜，政治事件的翻案還「排不上隊」。

　　有人對中共十八大後的政治生態甚樂觀，認為習近平之父習仲勛因冤案受害，他當總書記後必會很快為八九請願事件平反。

　　習仲勛被毛澤東整下台蒙冤（1962—1978），與八九請願事件翻案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習近平的政治理念如何、有無為政治事件翻案的迫切意向，得先深入研究他發表的數十萬言演詞、文稿。

　　習氏常大量引述「2M」，馬（Ma）克思和毛（Mao）澤東的話成了「神話」，與溫家寶不引「2M」大異其趣。在今年6月號《信報月刊》發表之拙作〈習近平：從農民到總書記──中共十八大與政治精英分析之一〉，對此略有分析（頁54），讀友如有興趣請參閱。

　　不過，路是人走出來的。桃李樹下行走的人多了，也就走出一條路，正如《史記•李將軍列傳》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九請願事件翻案之路雖艱難，但總有一天看到盡頭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