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常有「似曾相識」之處。史學家湯普森（J. W. Thompson）說，在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國革命一直是歷史學家、政治家、新聞界，甚至是詩人興趣濃厚的一個主題」（歷史著作史．法國史家）；在近二十年的香港，北京八九學潮（天安門事件、六四事件）一直是港人的「六月熱話題」，每年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晚會，都瀰漫紀念八九民主請願、悼念六四亡魂之情。

　　今年的燭光晚會，與往年不一樣。一是參加的人數最多（主辦者稱15萬），連警方的評估也最高（11萬3,000人），一改過去「4折評估法」；二是新的藝術作品民主女神塑像和天安門事件浮雕，引起一場風波，但終於矗立在中大校園。

　　每年一次的六四燭光晚會，是香港特有的文化現象，有時間和記憶的積累，也有思考中的演化；恰如《孟子》云：「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本文沿著時間消逝（所過者）、記憶積累（所存者）的腳印，詮釋燭光晚會背後的人文關懷。

　　尊重事實　堅持獨立思考

　　說燭光晚會是特有的文化現象、洋溢港人的人文關懷，首先，是因為他們認同普世價值，維護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個人尊嚴和生命價值，支持理性的八九民主請願；對和平請願中失去生命者，寄以無限的哀思。二十年來的六四晚上，即使是下雨天，也有雨中點著蠟燭的人群呼喚亡魂，構成一幅「風雨故人來」的場景。

　　第二，是面對歷史、尊重事實，並不斷尋找歷史事件的真相。

　　第三，是超脫歷史事件的「官方評說」，不接受「我說你聽」的說教，不充當「歌德派」（一味歌功頌德）和「但丁派」（但丁是「緊跟」的諧音，盲目緊跟當權派之意），秉持良知、獨立思考。

　　在「主旋律」論（如「往前看」）和表達意見遭打壓之下，仍獨立思索，不改維護自由、法治、人權之初衷。基於獨立思考，有關懷弱勢群體和民疾之情；對豆腐渣、礦難、上訪受害者的同情，對草菅人命者的抗議，正是人文關懷的體現。

　　史學家錢穆（1895—1990）論及史學精神時，謂：「治史必以國家民族當前事變為出發點。……對民族國家之愛心，自能於民族國家當前處境知關切。」（中國史學發微．史學導言）對於「關切」，本欄的解讀是：憂國憂民，了解民意，關心民疾，為社會公義和國民平等吶喊，為弱勢群體盡一分力。

　　燭光晚會參加者鮮有治史者，但很多人面對歷史事件獨立思考。能獨立思考，故能關心當前現實生活、民族禍福，同情弱勢群體。這正是錢氏說的那種愛心和關切。

　　記憶移置　汲取歷史教訓

　　第四，是汲取「歷史教訓」的憂患意識。 　　

　　在歷史的長河中，北京八九學潮並不遙遠，但許多人把它視為歷史事件。對事件的記憶積累或了解加深，激起了汲取「歷史教訓」的憂患意識。

　　一方面，是以「毋忘六四」自勉或向社會呼籲，期望「悲劇不再重演」；另方面，要讓後代了解真相，並期待他們免於遭遇類似的悲劇。

　　汲取「歷史教訓」的憂患意識，關乎「記憶移置」。重大的歷史事件、政治悲劇，是抹不掉的存在，往往成為民眾的「集體記憶」（或曰「集體回憶」）；從1989年5月的百萬人遊行支持北京民眾和平請願，到二十一年後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是記憶不斷積累、了解真相加深的過程，也是「記憶移置」的過程。

　　「集體記憶」或「集體回憶」，是港人熟悉的概念；「記憶移置」，則是本人詮釋人文關懷的概念。後者的意涵是：父母、年長的一代攜帶孩童，老師帶領小學、中學生（或學生自發），參加燭光晚會，自是「薪火相傳」的一種模式，亦正是「記憶移置」：把年長一代的記憶，嵌入孩童、年輕一代的記憶帷幕上。

　　今年燭光晚會開始之前，本人在維園看到許多孩童和學生。有些學生穿校服背書包坐在球場，有少年豎起「九十後也來了」的字牌；又見到十來歲的小女孩，臉上自然流露「戚戚然」之情。這些「場景」，令人感受到「記憶移置」之浪。

　　年長一代的「集體記憶」，將逐漸成為八十後、九十後乃至「二十一世紀新人類」的「集體記憶」。這就是記憶的傳承，也是思考的傳承。

　　電視台的現場採訪，播出母親、老師的話：要讓後代了解真相，要教他們如何思考。年長一代把對普世價值、歷史事件的了解和思考告訴下一代，並啟發他們獨立思考、不盲從「官說」，就是思考的傳承。

　　中大校園　何懼民主女神

　　一群中大學生衝破阻撓，把民主女神塑像和天安門事件浮雕迎入校園，也是「記憶移置」和思考的傳承：透過這組藝術作品，讓現在和後來的學生尋找歷史真相、思考悲劇不再重演。

　　一間大學如只服從官方對歷史事件的「結論」，何來獨立思考精神？在和平、有序之下，寬容學生的另類聲音、另類思考，才可能培育創新和自我超越的活力。

　　《易經》謂：「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坤卦）。一間大學應有對普世價值的承擔，應有包容的器度，勿因擔心「阿爺不高興」顧左右而言他。容不下一尊民主女神像，必會引起更多的社會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