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八九學潮雖已過去20年，許多港人仍記起學生要求反貪腐的聲音，更未忘卻「六四清場」的槍聲。

　　紀念八九學潮20周年，有值得思索的「歷史教訓」。「教訓」之一，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的中委會報告，提出黨內權力體制的改革取向：「集體領導制度化，加強對黨的領導人的監督和制約。」又提出「傾聽群眾意見」的社會改革理念：「必須使社會協商對話形成制度，及時地、暢通地、準確地做到下情上達，上情下達，彼此溝通，互相理解。」

　　在八九學潮期間，「集體領導制度化」並未成為事實，個人決策的家長專權模式，實際架空了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使它們喪失黨法規定的決策權，會議的法定程序也消失。

　　在家長意志下，中共高層和社會上的主流共識不被尊重，導致人大委員長萬里的「失音」，人大常委會召開會議的程序不能啟動。這是本文思索「歷史教訓」的範圍。

　　主流共識　愛國和平請願

　　學生和平請願的主要訴求，是公正評價已故前總書記胡耀邦（1915—1989），反貪污、反腐敗、反官倒，壓抑物價、改善民生，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

　　對於學潮，趙紫陽持包容和開放對話的態度。1989年5月4日他接見亞行年會代表時表示，學生請願「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必須「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在「五四」前後，他按照十三大關於「社會協商對話」的理念，打算以對話、溝通的方式回應學生，透過和平手段平息學潮。

　　他的意見，獲得政治局常委（連趙紫陽共5人）喬石、胡啟立的支持，也取得多數政治局委員的認同，順利在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通過。

　　在趙紫陽主導下，書記處4個書記胡啟立（常務）、喬石（主管政法）、芮杏文（主管思想宣傳）、閻明復（主管統戰和共青團）和候補書記溫家寶（兼中辦主任主管機要），與學生、民眾對話，盡力緩和他們的情緒；另方面，趙氏迂迴遊說大家長，變動《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關於學生請願是「動亂」的定性，期待有轉圜空間，以說服學生回到校園。

　　社會各界包括共青團和青聯、學聯，「黨外」政團，北京新聞界、科技界、文藝界團體，都表達和平的願望，都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要求合理，都支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是處理學潮的主流共識。

　　可是，鷹派反對、阻撓趙紫陽的和平構想，堅持以專政手段「清場」，大家長則不肯變動「四二六社論」的定性，以維持家長權威，使趙氏和鴿派失去和平化解危機的機會。

　　主流共識被大家長和鷹派否定，和平請願竟說成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

　　和平構想　遭受鷹派阻撓

　　在趙紫陽的和平構想備受鷹派抨擊、阻撓時，萬里陷於「失音」的困境。

　　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人大委員長的萬里，是和平構想的強力支持者。在5月出訪加拿大、美國途中，他多次公開表示，「學生、知識界人士、工人請願，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是愛國行動」。在出訪前，他召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共同決定在5月下旬舉行人大常委會議，討論「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處理學潮。

　　在鷹派的阻撓下，萬里並未能正常執行委員長的法定職責，在5月25日提前返國時被迫飛上海下機，而不能直飛北京。

　　第二天，北京的《人民日報》稱萬里「因身體不適留滬治療」，實際是大家長要他「顧全大局」，不要返北京召集人大常委會議。他不得已發表書面講話：學生希望推進民主、整治腐敗，這種愛國熱情難能可貴；但是，有極少數人「搞政治陰謀」，故支持實施戒嚴令。

　　萬里尚且受到沉重的政治壓力而「失音」，人大常委提出召開會議的要求，更是冒了政治風險。

　　曾任《人民日報》社長的人大常委胡績偉等，於5月21日發起聯署，建議在5月24—26日舉行常委會議，「通過法制軌道謀求正確解決中國當前危機的方法」。這是履行人大常委的職責，鷹派竟抹黑為「支持動亂」。

　　違背程序　侵犯人大職權

　　八二憲法第68條規定，委員長主持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召集常委會議；第67條規定的人大常委會職權，包括監督國務院、國家軍事委員會、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工作（第6款），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牴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

　　依據這兩條規定，萬里有權召集人大常委會議，人大常委也有權要求啟動常委會議的程序，監督國務院的決定、命令。中共中央軍委又稱國家軍委，在憲法的框架下也在人大常委「監督」的範圍。

　　人大常委中的鴿派主張啟動會議程序，是要行使憲法賦予的表達權、監督權，改變實施戒嚴、武力對付和平請願的決定。

　　萬里的「失音」和人大常委無法啟動會議程序，其因之一，是掌槍桿子者為了維持「家長權威」設置障礙；其因之二，是掌控國務院者抹黑人大常委胡績偉等，抵制人大常委會行使監督權，以便更快實施武力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