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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AB到六四 冤案難以平反

丁望

原載:信報2000.6.5  
   中港評論版(第18版)  
上網:2014.7.6


維園燭光.攝影:Nathan Tsui@USP,2014年6月4日

  關鍵詞六四事件,富田事件,反革命,和平請願,政治冤案,平反,利益曲線
  評介人物:毛澤東,葉劍英,陳雲,鄧小平,胡耀邦,林彪,李韶九

  翻開中共黨史,血跡斑斑,許多政治冤案剝奪了「革命者」和無辜平民的生命,令人感慨萬千。歷史的腳步聲越遠,人們更難想到「歷史教訓」。不過,香港還有不少人沒有忘記1989年,那場北京學生的和平請願;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晚會,呼喚那無數的冤魂:在歷史公正的天平上,有你的英名。

  香港或外地熱心人士每年紀念八九和平請願,都向北京官方提出平反六四事件的要求,還有人預料實現平反的日子不遠。

  我們如果能抹去歷史封塵,追溯三十年代的富田事變,再沿著六四事件回到政治的現實,便可以判斷政治冤案的平反並不容易,在今後5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官方未必會為六四事件正式平反,因為有翻案訴求的民眾與官方不存在「利益曲線」的交匯點。

  江西富田事變 酷刑逼供加罪

  1931年的富田事變,對香港人來說是遙遠的「歷史古董」,大陸人知道的恐怕也不多。但是,富田事變在中共黨史中極具「代表性」,它與六四事件雖無歷史親緣,卻有某些「似曾相識」的圖象,將這兩個不相干的歷史事件連在一起討論,或能獲得一些歷史啟示。

  富田事變發生於曾慶紅故鄉江西吉安縣的富田村。1930年底,在江西的紅一方面軍總部前線黨委書記毛澤東,派李韶九到富田,推行逮捕AB團的肅清反革命運動,一批紅20軍、贛西南特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人員被指為AB團遭關押。

  一份歷史調查報告說,審訊者以各種酷刑迫供,女紅軍被燒陰戶,硬要她承認是反革命分子,「受刑人慘烈的呼叫聲震撼著富田的夜空」。


  後來,紅20軍的部分軍官調部隊包圍李韶九,釋放被捕同袍。李韶九逃脫後,起事的軍官舉行會議,表達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派人濫捕濫殺的不滿,激動中喊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這一舉動使毛澤東震怒,他派人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告狀,中共中央把富田事變定性為反革命暴動。當20軍在江西南部鄠都縣平頭寨一帶時,毛澤東派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等率部包圍平頭寨,把所有副排長以上幹部捆起來槍殺,700人死於「革命同志」之手。後來,江西等地的中共根據地全面肅反,有十幾萬人被稱為AB團之類的反革命分子遭處決。

  1986年,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派人到江西、湖南調查,打算為富田事變平反。他在1987年初下台後,調查仍在繼續,楊尚昆表示支持翻案;1989年6月趙紫陽下台,富田事變的平反也就不了了之。儘管調查證實所謂AB團反革命分子是捏造出來的,但為富田事變平反的「紅頭文件」一直沒有批發。

  兩個事件口號 被專權者利用

  作者之提及富田事變,是因為八九學潮與它有某些相似之處,又同樣面對翻案的困難。

  富田事變之定為反革命暴動,是紅20軍官兵受冤屈憤憤不平喊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雖然有人為此認錯,毛澤東卻不放過。

  1989年在北京和平請願的學生,原有意撤出天安門廣場回校園,鷹派卻從中激化學生情緒以便整趙紫陽、喬石、胡啟立,某些想以群眾流血而揚名的學生領袖,提出打倒某某、打倒某某某的口號。

  兩個事件的口號都是激情產物,無推翻誰的實際行動和可能,卻被人利用作殺人的借口。對於和平請願而言,這是慘痛的歷史教訓。

  政治事件平反 涉及三大因素

  有論者對六四事件的平反持樂觀之想,理由之一,是某某某已死;理由之二,是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在兩年多之後翻案了。我倒認為,八九學潮難獲官方平反。

  政治事件能否平反,涉及三大因素:當權者的權力利益、政治事件在當權者權力上升中的「利用價值」,核心人物的魄力和能力。

  雖然11年前學生叫喊打倒的某某某已死,但某某仍在台上,還有其他的既得利益者在當權,這是八九學潮難以平反的一大原因。如借用數學曲線來描畫,呼籲平反的民眾與當權者的利益關係,是處於「利益曲線」逆向平行的狀態,即各走各路,各說各話,不會有交匯點;只有兩者處於「利益曲線」同向運行,並尋求(妥協的)交叉點時,政治平反才有翻案的可能。

  1976年第一次七六天安門事件能很快平反,一是呼籲平反文革冤案的民眾,與葉劍英、陳雲、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利益集團處於「利益曲線」尋求交匯點的運行狀態,後者可以利用民意向華國鋒、汪東興的凡是派施壓力。二是平反天安門事件,有老幹部集團奪回實權的利用價值;透過平反,老幹部回朝掌權,進而削弱或清除凡是派,是這個集團的鬥爭策略。


  八九學潮翻案與否之不能與七六天安門事件「類比」,就在於前面已提及的「利益曲線」逆向平行;也在於現在第三代「核心人物」不像七十年代末的老幹部集團,要藉一個政治事件的平反取得或鞏固實權。

  2002/2003換屆大改組之前,第四代的高層人物也不會視平反八九學潮有利用價值,因為他們在「黨和國家領導人」階層已有順位優勢,較年長者淡出政壇,他們就有上升的順位,這要比為政治事件平反冒的風險低得多。

  除了上述的利益關係和利用價值之外,還關連高層核心人物的魄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前期,許多政治冤案得以平反,是因為改革大家胡耀邦有糾正極左錯誤的使命感,又有快刀斬亂麻的魄力,並甘冒政治風險。現在的中共高層不再有胡耀邦,也沒有胡耀邦那個時候的「氣候」,平反八九學潮談何容易。更何況,「第三代領導集體」中的一、兩個核心人物,是鎮壓學潮的既得利益者。

  沒有忘記八九和平請願的人,不必太逼切寄望北京官方為他們平反;有良知的群眾和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早就為他們翻案。

  後記:本文原題為〈冤案難平反:從富田事變到六四事件〉,收入《朱鎔基的傾斜政策》(當代名家出版社﹝香港﹞,2001),頁173-176。上網時略有文字修改。

  本網責任編輯按:

  AB團,指反布爾什維克(反共產黨),即反革命。

 .1989年5月 北京學運處於高潮時,香港和外國媒體對學運大都很樂觀,直到北京市於5月19日實施戒嚴後,都高估民眾的抗議力量,不以為官方會開槍鎮壓。作者於5月22日台北民營大報發表評論,斷定群眾要付出流血的代價。以下是評論中的一小段:

 實施戒嚴的命令受到群眾廣泛的抵制,群眾自發的攔截軍隊保護學生,對喚起社會的民主覺醒自有深遠的意義,但手無寸鐵的人畢竟無法抵擋刀槍,學生和群眾終將付出流血的代價……天安門廣場的暴力鎮壓將會出現。

  5月27日,作者又發表評論,題為〈槍桿子下的民主運動〉,再次強調流血事件和「秋後算帳」會發生:

 北京的新五四運動,與1956年匈牙利的布達佩斯事件一樣,是悲壯的全民民主運動,結局也很相似──人民在槍桿子下付出巨大的代價。
西方通訊社都高估了民意的力量,忽略了槍桿子的實力,因而以為鄧小平會知難而退,會向民意讓步,甚至不得不下台。
知識分子在新五四運動中扮演了啟蒙角色,反獨裁專制的訴求也特別強烈,鄧小平決不會放過他們。預料大部分有影響的精英會受到「秋後算帳」的痛苦,很多人會被開除中共黨籍或受政治清算,甚至被指為「反革命」而受到監禁。

   這是報刊評論中最早對流血悲劇的論斷。
  
 .1997年2月鄧小平病故後,香港和外國報刊的很多評論都預言,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人物將很快為六四事件平反,作者則認為第三代核心人物是既得利益者,在廿世紀內不會平反六四事件,即使到了廿一世紀,第四代領導人也不會把平反六四事件列入日程。在1997年4月發表於信報月刊的論文〈鄧小平之後的北京政局〉,有如下分析:

 在歷史漫長的路上,前後的歷史事件時會給人「似曾相識」之感,它們的翻案卻未必都可以「類比」。兩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並無同一條的時光隧道,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走了快速的隧道,1989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走的恐怕是長隧道。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與否定文革、鄧小平和高幹平反復出、第一代元老向華國鋒集團奪權密切相關,而第一代元老陳雲、葉劍英又極力推動平反。反觀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並無這樣的瓜熟蒂落「氣候」。

 還有一項被忽略的因素,是兩次事件的「創傷覆蓋面」不同。第一次事件的翻案,關乎全民遭受的文革浩劫;第二次事件涉及的幹部和群眾少得多,不像人民對文革有普遍的切身之痛。此外,現在很難有政治集團會利用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發起全面激烈的奪權,一如第一代元老向華國鋒、汪東興發難,把天安門事件翻案作為奪權和改變毛澤東極左路線的突破點。


 (本文收入《北京跨世紀接班人》一書,1998年增訂二版頁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