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信報月刊，2007年12月號，頁46—50
上網：2013.1.21

　　關鍵詞：胡溫新政，科學發展觀，新三民主義，共享論，粗放增長，制度弊端，財富轉移，狼性化，民怨

　　引述歷史典籍：
　　動以殖生（國語）
　　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國語）
　　樹成蔭而眾鳥息；山林險則鳥獸去之。（荀子）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魏徵）

　　 正視制度弊端　粗放增長模式

　　胡溫主導提出科學發展觀的背景，一是制度弊端、極左意識和政策的「歷史沉澱」，二是現實中經濟、社會的不協調。

　　溫家寶的「2004講話」，提及1978年前「發展走了彎路」，科學發展觀「總結了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胡錦濤的「報告」，則提到10年文革「造成的危難局面」，後來的解放思想、「徹底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無疑是對極左意識、政策和制度弊端的反思。

　　在中共歷史上，有過三次以「加速發展」為口號的大躍進：1958—1960年的「毛躍進」，1977—1978年的「華躍進」，1995—2002的「江躍進」。

　　大躍進與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個人崇拜息息相關。在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信偏聽，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未劃右派）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毛澤東思想萬歲》147頁）毛澤東的大躍進，水稻畝產數萬、數十萬的「豐產衛星」，全是違反科學的假大空，導致四千萬人餓死。在他之後的新躍進，也有勞民傷財、形式主義之失。

　　在1995—2002新躍進中，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超過9%。2002年，GDP 12萬億元人民幣，外匯儲備接近2,900億美元，人均GDP約合美金970元。

　　經濟高速發展是粗放型的增長。粗放型的特點是三高一低即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益。每萬元GDP的能源消耗量，約為全球平均數的二點二倍，為日本的八倍。2002年，GDP佔全球約4%，消耗的煤炭卻約佔全球消費量的三分之一，原油消耗則約佔7.5%。

　　粗放型的高增長，導致資源特別是礦物資源掠奪式的開採和浪費，加劇生態環境的惡化，民眾健康和生命風險增高。

　　2000年，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居全球首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全球第二位（僅次於美國），約佔全球排放量一成一；酸雨覆蓋率佔國土的三成，列全球三大酸雨區之一。溫室排放導致氣候反常和疾病增多，引起各國關注。

　　八年新躍進中的GDP亢奮和粗放型高速增長，超出了資源和生態的承載力，難以為繼。這是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原因。

　　社會兩大極端　狼性化與仇富

　　更值得關注的，是八年新躍進的偏失和財富的三大轉移，衍生社會的兩大極端。

　　一方面是處於強勢的官僚資產階級和民企富商的狼性化。他們在奴工生產、草菅人命的煤礦開採中積累大量財產；在大量排污損害民眾健康和生命、把大量「毒藥」和「毒食品」投放市場中，賺取不義之財。他們又享受社會的各種特權、控制話語權。

　　另方面，弱勢群體普遍有仇富心態。這是因為許多暴發戶的財富靠特權、官場關係、賄賂和各種邪道取得，在經營活動中狼性囂張，其財富和社會地位的正當性、合法性受質疑；弱勢群體則往往有被迫遷、被損害和遭遇社會不公平的體驗。

　　兩大極端暴露的「社會矛盾」，不只使富有階層與弱勢群體的關係日趨緊張，也使執政黨的認受性面對危機。胡溫提出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構想，正是要化解這種「社會矛盾」。

　　社會嚴重失衡　城鄉差異拉大

　　胡溫提出科學發展觀，還面對經濟高速增長中社會的嚴重失衡。

　　社會的嚴重失衡，凸顯於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貧富差距的拉大，生態環境的深受破壞。

　　官方的傾斜政策和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城市與鄉村差距、市民與農民的差距；在八年新躍進中差距拉大了，近幾年仍在擴大。從〔表１〕的數據可知，人均的農民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是1與3之比；城市居民如加上肉類、燃料等補貼，收入差距應超過1與4之比。

　　在社會救濟方面，城鄉的差距甚大，在鄉村人口佔五成六、城市人口佔四成四之下，城市與鄉村領取救濟金的人數竟是一個半人比一個人，顯現大量赤貧農民未獲救濟。城市與鄉村救濟金額差距更大，前者竟是後者的九倍多。

　　在低標準的貧困線（人均全年693元以下）下，鄉村未「解決溫飽」的絕對貧困者（赤貧）超過2,100萬；溫飽難保的低收入者超過3,500萬，兩者接近5,700萬。

　　溫家寶說，貧困線標準如果加200元，絕對貧困人口便達8,000萬；如以聯合國每人一天低於1美元的標準，則赤貧人口在1億3,000萬之譜，佔總人口10%、接近鄉村人口的18%。貧困，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鄉村一大特色。

　　四個板塊的區域差距，也一直在擴大。2006年，全大陸的人均GDP略超過14,000元人民幣，東、中、西、東北分別為：23,768、10,608、9,338、15,982（《中國統計年鑒2006》40、41頁），東部相當於西部的二倍半。

　　財富的三大轉移，使貧富懸殊加劇。2006年，基尼系數為0.46，超出國際的0.4警戒線；接近7%的最富裕、富裕階層，擁有四成以上的銀行儲蓄餘額。

　　生態環境的惡化，可從〔表２〕的數據看到一個「輪廓」。世界銀行發表的2006年評估，中國大陸水源和空氣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佔GDP的5.8%，每年有75萬人因環境污染而過早死亡。

　　胡溫正視社會和生態失衡的災難，包括可持續發展空間的縮小，民怨的積累對執政黨的危機。這是提出科學發展觀、尋求扭轉失衡之路的一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