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儒家群　貫注新活力

　　1949年神州陸沉，現代新儒家的第一代如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賀麟等多選擇留在大陸。但也有少數幾個學者，甘願做孤臣孽子，忍受花果飄零之苦，卻不意開出了港、台、海外新儒家的統緒，薪火相傳，不絕如縷。

　　張君勵流寓海外，錢穆與唐君毅在香港這塊殖民地上創辦了新亞書院，方東美、牟宗三、徐復觀則去了台灣。方先生先在台大，退休以後在輔仁大學任教。徐、牟則加入新成立的東海大學，一時之間成為新亞之外第二個提倡當代新儒學的中心。但後來他們也來到香港。

　　五十年代韓戰爆發，使海峽兩岸成為長期對峙之局。這些學者在借來的時間與空間內勤於著述，教導學生，在學術文化方面創出了卓越的成就，與大陸的荒蕪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文革以後時移勢轉，1986年大陸將現代新儒學定為國家重點研究計劃之一，為期十年。如今當代新儒家的觀點與說法已廣為大陸學者所熟悉，導致他們不得不放棄以唯心、唯物兩條路線鬥爭來研究中國哲學的進路，連同西方觀念的引介而為大陸學術創發了新機運。

　　毫無疑問，講究制度的儒家隨著王朝的落幕而終結，但儒家的睿識卻憑藉現代新儒學對經典的創造的詮釋而有了實存的意義與重要性。儒家的經典不外乎四書五經，但新儒家的宗旨決不在於復古，提倡讀經，而是要在發展中賦了傳統新的活力與生命。譬如方東美闡發原始儒家的智慧，回歸《尚書．洪範篇》「皇極大中」源自上古的意符。

 

　　重制度約束　吸科學民主

　　中國傳統是有重大的限制，故必須吸納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以開拓「學統」與「政統」，但必須維護原有的「道統」，於人人內在的心性找到源頭活水，以對治時代虛無、衰頹的風氣。牟宗三的思想又經過轉化而由弟子杜維明廣布於天下，關注的重點也兼及外王方面。

　　「中庸」的理想應落實於「信託的社會」（fiduciary society），所謂「富而好禮」，西方當前實行的只基於利益考量專講競爭的社會並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在人口眾多資源有限的地球村，新儒家思想或者有其適時適切的相干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