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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

警惕文革一套藉民族主義還魂


發布:共識網(北京)2013年7月11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71187456.html
原載:明報月刊(香港)1996年6月號
   (原題:〈提防「文革」借民族主義還魂〉)
上網:2013年11月28日(在〈精英文摘〉上網日期)


余英時教授


董其昌(1555—1636)的《行書岳陽樓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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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網編者按:
  余英時(1930-)教授,是國際知名歷史學家。早年在香港新亞書院念書,師從史學大師錢穆;後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師從史學家楊聯陞,獲歷史學博士學位。
  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兼新亞書院院長、教授,繼錢穆等之後,弘揚「新亞精神」。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中國知識階層史論》、《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史學與傳說》、《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余英時文集》等。
  余氏不僅是歷史學家,而且是為民請命的公共知識分子,尤其關注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時評、論述,論析政治文明、社會現代化和歷史文化,表達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
  本文刊載於1996年。17年後的今天(2013年11月),北京知識界的共識網將它轉載(愛思想網更早轉載),諒與知識界當前的「亞文革焦慮」有關。
  網友或可在讀了本文後,再讀白志強先生的〈「三民」共融?文革再現並不遙遠〉,這是17年前的「預見」與當前的「現實」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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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也是有文革發生的。1972年至1975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中文大學的學生會全部左傾,提的口號比共產黨還左。

  我對文革一直是持批評態度的,當時《明報月刊》上正在連載我的一些討論學術自由和傳統中的「反智論」的文章。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入在《史學與傳統》一書堙C香港左派的《新晚報》就發表一篇不點名的批判專稿——〈揭開某學者的學術畫皮〉等等,說我「反對發展中美友誼」、「污蔑幹部政策」什麼的,有點不知所云。左傾的學生更認定我是站在腐朽、落後的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立場。


香港六七暴動.網絡圖片


大陸批林批孔.網絡圖片


  北京回來 立刻變臉

  從美國校園一直到非洲小國,都在捧毛澤東,還聽說過非洲的什麼人在北京和毛澤東握過手,回來後幾個月不肯洗手的。七十年代初在美國校園,你要是沒有去過中國,竟然會形成一種壓力。

  我太太陳淑平,當時在威斯理女子學院教中文,每天坐一位同事的車上下班,當時的系主任是台灣來的,一直和陳淑平套近乎。忽然有一天,她的汽車橫杠上貼出了標語:「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中文課也要教「批林批孔批水滸」,對我太太立刻變臉,關係當然急轉直下。海外許多非理性的東西都在那時候發生。我從未崇拜過古今中外任何一個人,自然更不可能崇拜毛澤東,算是當時的少數派——大概置身事外的「逍遙派」總歸是少數派吧?

  蒼蠅打光 紅色神話

  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很著名的高能物理學家從大陸回來說:全大陸只剩下一隻蒼蠅,共產黨把蒼蠅都打光了,而剩下的最後那一隻卻偏偏被他看到了。
一位女學者回來說,台灣每三個女人就有一個妓女,只有大陸上的婦女成為革命的半邊天。

  這些說法現在聽來像是全都失掉了理性,在當時,說的、聽的、信的可都是非常嚴肅鄭重的。

  我想,除了當時的資訊隔絕造成海外的大陸幻象以外,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與人性中的某些方面,特別是近百年來幾乎籠罩一切而又夾纏不清的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值得正視的問題。

  文革還魂 又走極端

  民族主義是造成文革亂局背後的一個重要力量,是義和團運動的擴大再版。要警惕文革這一大套東西,還有可能要借民族主義還魂。


  我最近有這樣一種預感:中國共產黨現在想借民族主義作為政治控制的最後手段,把國家往納粹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上引,走一條中國式的納粹主義道路。這樣說並不是危言聳聽,是有事實根據的。現在中國官方在大陸社會上下煽起一股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連知識分子都很受這股情緒傳染左右。這樣的民族主義是最容易走極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