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EBRITIES PRESS (HK)
  

 
 
 


蘇共家長制與高層權力鬥爭

丁望

原題:論毛澤東的繼承人
原載:明報月刊(香港)1973年9月號(總第93期),頁2-12
重刊:潮流月刊(香港)1989年6月號(總第28期),頁86-91
文集:收入《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丁望著),
   遠景出版公司(台北),1995年5月,頁65-95
上網:2013.7.6


丁望〈論毛澤東的繼承人〉發表於《明報月刊》1973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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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網編者按:

  本文是作者研究論文〈論毛澤東的繼承人〉的一小部分,論述「一黨領導」體制下的高層權力鬥爭,著墨於制度弊端特別是斯大林的家長制(1924-1953)。適值現在北京政界、學界有一場大論戰,涉及蘇共的垮台和蘇聯解體。故選刊長文的一小部分,供讀友參閱。

     
  1973年9月,本文在《明報月刊》發表時,有如下前言:

  去年筆者曾應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邀請,向該所研究教授和專業研究人員發表專題演講,論及毛澤東去世後北京可能出現的局面及毛澤東繼承人問題。後來,"Problems of Communism"的副總編輯David E. Albright,約筆者寫一篇關於毛澤東繼承人的論文,刊載於該刊今年五、六月號。本文就是根據那篇論文在哈佛大學的演講稿重寫而成。由於對象不同,本文的論述方式,引用的論據,與"Problems of Communism”上的論文稍為不同,特此說明。

  文內人物之生卒,是1995年收入論文集時所加,註釋從5開始,這是全文的註釋次序。

  關鍵詞蘇共(布),蘇共中央,克里姆林宮,權力鬥爭,清算,反對派,排除異己,冤案
  評介人物列寧,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赫魯曉夫,貝利亞 ,馬林科夫,莫洛托夫

  克里姆林宮 斯大林專權

  在蘇聯,政治路線和政見的分歧,權力的確立和轉移,利益的分配,很難通過和平的民主程序去解決,權力的高階層常常發生流血衝突。

  蘇聯第一代領袖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於1924年1月去世,他的「政治遺囑」註5並未得到「同志」的執行,中央總書記斯大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利用了托洛茨基(L. D. Trotsky, 1879-1940)的猶豫註6,迅速地聯合了季諾維耶夫(G. Zinoviev, 1883-1936)和加米涅夫(L. B. Kamenev, 1883-1936)建立了「三巨頭」的權力中心。

  他們排斥和打擊列寧最信任、黨內威望最高的托洛茨基註7,控制聯共(布)在1924年5月召開的十三大作出決議,斥「托洛茨基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傾向」註8,會後「托派」便大權旁落。

  擊敗頭號政敵之後,一心想取得列寧領袖地位的斯大林,便視「親密戰友」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為政治絆腳石,他拉攏黨內的右翼代表人物布哈林(N. I. Bukhar, 1888-1938)、托姆斯基(M. P. Tomsky, 1880-1936)、李可夫(A. I. Rykov, 1881-1938),清算所謂「新反對派」──除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之外,還有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亞(Nadezhda Krupskaya, 1869-1939)註9。在1925年12月召開的聯共十四大,斯大林和布哈林派佔上風,「新反對派」被視為列寧的「最兇惡敵人」註10而失去重要職權註11

  後來,斯大林又覺得布哈林一派是他取得「皇權」的障礙,便在1927年12月的聯共十六大清算了這批人,給他們編造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富農代理人的罪名註12。於是,斯大林正式成為聯共的領袖註13,即獨裁的家長。

  從1923年列寧病危,到聯共於1930年公布十六大文件,斯大林和他的「同志」角鬥了七、八年,才建立了家長的地位。

  從這七、八年的歷史不難看出,不在法治和民主軌道的共產社會,理論的對立,政策的分歧,必產生權力的鬥爭。只有取得大權而能剝奪政敵職權的人,他的理論和政策,才是「完全正確」、「代表人民」、符合「黨的利益」。反之,為了奪取權力,爭權者也往往假借理論與政策的分歧,發起政治清洗運動。

  從克里姆林宮政治鬥爭的歷史,可以看出斯大林汲取了俄羅斯封建帝王排除異己的經驗,而且比歷代帝王更殘暴。他為了取得和鞏固家長地位,不擇手段地排斥迫害對黨有重大貢獻而他視為絆腳石的「同志」,他有時聯合「左派」,有時又視「右派」為「親密戰友」,這些和他合作過的人,後來都成了「階級敵人」、「叛徒」,而他則「永遠正確」。

  大肅反恐怖 政治冤案多

  斯大林永遠挾持共產黨組織,把黨當成排除異己的工具,以黨的名義去譴責、迫害他的政敵。

  他雖痛恨列寧的政治遺囑(提到要撤換他的總書記職務),卻又把它當作排除異己的法寶:他對遺囑斷章取義,把假馬列主義、工賊的罪名,分別套在政敵布哈林、季諾維耶夫的頭上。

  斯大林又繼承俄羅斯宮廷的衣缽,建立廣泛的特務網,把「格別烏」國於黨和國家之上,指使它綁架殺害政敵或他懷疑為不忠誠的「同志」。

  他把大批的「反對派」流放到中亞細亞的阿拉木圖或西伯利亞,甚至驅逐出國。其中,托洛茨基最先被驅逐至土耳其普林基博島,後在墨西哥被暗殺。

  斯大林成為「全黨」和「全民」的領袖之後,大概有感於獨攬大權的「樂趣」,常常害怕這種「樂趣」消失(特別是晚年時)。所以,他繼續利用黨和「格別烏」這兩套工具,排斥和迫害他認為不可靠或看不順眼的人。

  他捏造了共青團中央書記加薩廖夫的「共青團反黨集團」註14,編造了醫生案件、列寧格勒案件,給幹部和人民任意加上罪名註15。其中的醫生案件波及聯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要人,連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 1881-1969)、卡岡諾維奇(Lazar Moiseyevich Kaganovich , 1893-1991)、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 , 1890-1986)等顯要,也或多或少受到牽連註16。斯大林不斷的「整幹」和「肅反」,造成了極為恐怖的局面,冤枉了很多人註17

  控捷克波蘭 制東歐共黨

  斯大林並不以獨攬聯共和蘇維埃政府的大權為滿足,他還把權力伸入東歐共產國家。東歐共產國家的黨政領導人的任免、國家基本政策的確立,完全操在斯大林手堙C他常常懷疑東歐共產黨高幹有叛變的傾向,因此製造了許多冤案,以維護其共產集團的家長權威。捷克共產黨總書記斯蘭斯基(Slansky, 1901-1952)的審判,匈牙利的中央委員大冤案註18,充分說明了共產國家權力的確立和轉移缺乏和平、民主的軌道。1956年,東歐掀起「社會生活民主化」註19的運動時,波蘭統一工人黨(共產黨)領袖哥穆爾卡(Gomulka, 1905-1982),非常沉痛地說:

  我不想更多地回顧過去那種個人崇拜體系(按:即斯大林「神權主義」體系)統治的悲慘歷史。它違反了民主原則與法則,在這樣一個體系中,人性與良心被折斷了,人被污辱踐踏,喪失了尊嚴。
  在波蘭也發生了這種悲慘的事實,當時有一些無辜的人被弄死了。另有很多人常常被監禁了許多年,他們也是無辜的。
  許多人遭受殘暴的酷刑。恐怖和道德敗壞的現象盛行註20

  哥穆爾卡所描寫的悲劇,正是共產黨專政的特徵。

  赫魯曉夫朝 繼續大整肅

  斯大林於1953年去世後,蘇聯面臨新的「皇位」繼承危機。蘇共註21「三巨頭」之一的赫魯曉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 1894-1971),聯合了馬林科夫(Georgy Maksimilianovich Malenkov, 1902-1988)把特務頭子貝利亞(Lavrentiy Pavlovich Beria, 1899-1953)殺掉。接著,他先後清算了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布里加寧(Nikolai Bulganin, 1895-1975)、伏羅希洛夫,剝奪他們的權力。

  赫魯曉夫因政策和權力的衝突而迫害貝利亞時,使用的手段正如斯大林之對付托派、新反對派、聯合反對派,他誣指貝利亞為「帝國主義代理人」、「卑鄙的叛徒、匪幫」註22,從而孤立政敵。不過,他對付政敵通常不像斯大林那樣殘暴。

  這種「搞臭」、「批倒」、「鬥垮」甚至處決政敵的方法,是共產國家政治鬥爭的特色。

  蘇聯式體制 無黨內民主

  歷史未必重演,但歷史是一面鏡子。從歷史觀察中共,我們不難看出,中共一方面吸納了中國封建王朝宮廷權力鬥爭的經驗,一方面又「繼承」了蘇共的專制傳統。

  正如同歷史上的中國和蘇聯,中共的政治制度、權力結構,是在議會民主軌道之外。「黨」和「國家」權力的分配、平衡、轉移以及行使,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

  中共的全大和中央委員會,常常只是中共家長的工具。所謂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大,一直受制於共產黨,是「黨的馴服工具」和「橡皮圖章」,不能發揮民主政治的功能。

  中共八大黨章(1956)建立「黨內民主生活」的規定註23,對家長缺乏真正的約束力。稱為國家基本法的憲法,往往只是政治裝飾品,它的存在不產生民主,它關於自由權利的條文幾乎是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五四憲法第87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大陸的人民卻沒有真正獲得過;第90條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可是這種自由只屬於少數特權階級,普通老百姓決無自由遷徙的權利,知識青年拒絕「下放農村」被視為「犯罪」。

  中國大陸的社會特徵,也許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中共家長是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社會是遠離法治之道,個人是沒有自由的。

  黨內家長制 權力無窮大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不斷革命論」註24。在這種「理論」指導下,一切民主的形式、法律條文,都可以在堂皇的「革命」口號之下被停止、否定,失去應有的效力和價值,家長的權力則無限地伸張。同樣,在堂皇的「革命」口號之下,黨的「革命領導同志」、家長的「親密戰友」,都可以在一夜之間淪為反黨分子、反革命、叛徒、工賊。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未經合法的程序就被剝奪職權,並被指為反黨分子和國民黨代理人(1968)註25。另一繼承人林彪,也被斥為反革命叛國分子,而且死得不明不白(1971)。

  幾十年的歷史顯示,中共的黨爭同蘇共的黨爭或是中國封建時代的宮廷鬥爭,有許多共通之處,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前面說的,得勢者挾持一個工具、偶像(黨或天子、太子、皇太后),並以這個工具、偶像的名義,去「搞臭」、「批倒」、「鬥垮」政敵。是與非、罪與非罪的判斷,不在法律、制度、道德、民意,而在家長至高無上的權力。

  在這種極權的社會堙A家長一旦去世,爭奪繼承地位的人必不會少,鬥爭也就可能很激烈,政治清算是難以避免的。不經過政治鬥爭乃至變相的政變,完全以和平方式轉移權力的局面恐難出現註26

註釋:
 5 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1922年12月25日)及口授的幾次談話稿,後來被稱為「遺囑」。直至1956年蘇共二十大,這份遺囑才公開出來。「遺囑」中提到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皮達可夫、斯大林等中央要員,列寧對托洛茨基的評價最高,稱他為「現時的中央最能幹的人」,對斯大林的評價最差,說他「太粗暴」,建議撤換他的總書記職務。──參閱《共產黨人》雜誌(莫斯科),1956年第9期。
 6 托洛茨基的失敗,除了因為病和輕敵之外,最主要的是過分重視「合法鬥爭」,對斯大林不採取及時的反擊,以致處於束手就擒的地步。他的親密朋友越飛(曾任駐中國大使),在自殺前給托洛茨基的遺書就指出:「你缺少的是列寧式的不妥協」。──關於越飛的遺書,參閱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此書中譯本書名為《托洛茨基自傳》,何偉譯,春燕出版社(香港),1941。
 7 關於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鬥爭,參閱:(1)斯大林在「十三大」作的〈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結論〉──《斯大林全集》第6卷,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莫斯科);(2)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全集》第6卷;(3)斯大林:〈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全集》第6卷;(4)斯大林:〈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過去和現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5)《托洛茨基自傳》,見6。
 8 蘇聯科學院:《蘇聯共產黨歷史》,人民出版社(北京)中譯本,1960,第10章頁401-408。
 9 關於斯大林與「新反對派」的鬥爭,參閱:(1)斯大林:〈關於反對右傾和極「左」傾的鬥爭〉──《斯大林全集》第8卷;(2)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主義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3)George Von Rauch: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又參照鄭學稼中譯本《蘇維埃俄羅斯史》第4章,文星書店(台北),1960。
 10 同8,頁412-417。
 11 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索科里尼科夫被免去政治局委員職務。
 12 在聯共十六大之前,斯大林先對「聯合反對派」,即「季諾維耶夫──托洛茨基聯盟」展開鬥爭;其後,才在十六大清算布哈林。關於斯大林對布哈林的鬥爭,參閱:(1)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2)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四分冊,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莫斯科),1954;中共中央馬列恩斯著作局中譯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頁1、2、53、54。
 13 1929年12月21日,莫斯科舉行斯大林五十大壽慶祝會,從此斯大林被稱為「黨的領袖」,「斯大林──今日的列寧」。──參閱:(1)亞歷山大洛夫:《斯大林傳略》,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莫斯科),1949;(2)鄭學稼:《史達夫真傳》第10章,亞洲出版社(香港),1954。
 14 《青年共產黨人》雜誌(莫斯科)專論〈個人崇拜和為消除其在共青團中的殘餘而鬥爭〉,1956年第6期。
 15 《真理報》編輯部:〈蘇維埃的真正人民制度是鞏固的,不可動搖的〉,《真理報》(莫斯科),1956年7月8日。
 16 鄭學稼:《斯大林二世──赫魯曉夫》。
 17 《人民日報》編輯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寫成),《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18 根據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決議「全黨團結起來爭取社會主義的民主」(1956年7月23日),在斯大林時代,匈牙利的許多政治案件,都是「在非法審訊過程中根據捏造的罪名」而使許多人無辜受害。無辜被捕監禁的中央委員有多納特(F. Donath)等十餘人。參閱《批判斯大林問題文集》第2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
 19 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奧哈布,在波蘭工人黨七中全會的報告〈政治與經濟局勢和黨的主要任務〉(1956年7月20日),談到波蘭已開展了「爭取社會生活民主化」的運動,糾正斯大林的恐怖政 策。他又說:「關於個人崇拜殘酷真相的揭露,使全黨和整個社會感到震驚,這種震驚由於……波蘭共產黨領袖及其主要活動家的悲慘命運及令人痛苦的實況,而特別加劇了。」他指出,在斯大林專權的時候,許多波蘭共產黨人「由於不正當的逮捕和不公正的控告而受到嚴重冤屈」,在「許多兄弟國家」,也「造成像無辜處死拉伊克、科斯托夫以及其他許多同志等等這種令人痛心的損失。」──參閱《批判斯大林問題文集》第2集。
 20 《關於波蘭目前局勢》,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1957。
 21 蘇共十九大(1952)決定,將聯共(布)改稱為蘇聯共產黨(蘇共)。──參閱《蘇聯共產黨歷史》,同8,頁665。
 22 引自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總結報告,參閱〈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北京),1956。
 23 參閱「八大」(1956)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手冊,大公報社(北京),1957,頁50。
 24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1958)上提出「不斷革命論」,強調階級鬥爭的長期性,此論調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有相似之處。參閱《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紅衛兵出版物,1969,頁175。
 25 紅旗雜誌(北京),1968年第5期,頁29。

 26 中共領導人早就提到防範「和平演變」,他們渲染黨內鬥爭的反覆性、長期性、不可調和性。毛澤東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強調了這種觀點。參閱《紅旗》1967年第10期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又說過這樣一段話: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會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不要以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光明日報》1967年5月25日)
 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會議,林彪更強調了「宮廷政變」的可能性。他說:「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參閱〈林彪同志論政權問題〉,紅衛兵傳單,1966年)
 從上列所引材料可以看出,晚年的毛澤東對「皇權」的喪失充滿恐懼感,也可以看出中共黨內充滿政治危機,未來的鬥爭會很複雜。

  (附言:此文在1973年發表時,有些文獻只記下篇名或章節,未記下頁碼;上網前,補回部分的頁碼,有的則因收藏之圖書散失無法補回頁碼,歉甚。)

  附錄:蘇共中央最高領導者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