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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共家長制與高層權力鬥爭
 
丁望

原題：論毛澤東的繼承人
原載：明報月刊（香港）1973年9月號（總第93期），頁2—12
重刊：潮流月刊（香港）1989年6月號（總第28期），頁86—91
文集：收入《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丁望著），
　　　遠景出版公司（台北），1995年5月，頁65—95
上網：2013.7.6
 

　　關鍵詞：蘇共（布），蘇共中央，克里姆林宮，權力鬥爭，清算，反對派，排除異己，冤案

　　相關人物：列寧，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赫魯曉夫，貝利亞 ，馬林科夫，莫洛托夫
 
圖1，丁望〈論毛澤東的繼承人〉發表於《明報月刊》1973年9月號。
 

　　在蘇聯，政治路線和政見的分歧，權力的確立和轉移，利益的分配，很難通過和平的民主程序去解決，權力的高階層常常發生流血衝突。

　　蘇聯第一代領袖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1870—1924）於1924年1月去世，他的「政治遺囑」【註5】並未得到「同志」的執行，中央總書記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9—1953）利用了托洛茨基（L. D. Trotsky,1879—1940）的猶豫【註6】，迅速地聯合了季諾維耶夫（G.Zinoviev,1883—1936）和加米涅夫（L.B. Kamenev, 1883—1936）建立了「三巨頭」的權力中心。

　　他們排斥和打擊列寧最信任、黨內威望最高的托洛茨基【註7】，控制聯共（布）在1924年5月召開的十三大作出決議，斥「托洛茨基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傾向」【註8】，會後「托派」便大權旁落。

　　擊敗頭號政敵之後，一心想取得列寧領袖地位的斯大林，便視「親密戰友」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為政治絆腳石，他拉攏黨內的右翼代表人物布哈林（N. I. Bukhar, 1888—1938）、托姆斯基（M. P. Tomsky,1880—1936）、李可夫（A. I. Rykov, 1881—1938），清算所謂「新反對派」──除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之外，還有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亞（Nadezhda Krupskaya,1869—1939）【註9】。在1925年12月召開的聯共十四大，斯大林和布哈林派佔上風，「新反對派」被視為列寧的「最兇惡敵人」【註10】而失去重要職權【註11】。

　　後來，斯大林又覺得布哈林一派是他取得「皇權」的障礙，便在1927年12月的聯共十六大清算了這批人，給他們編造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富農代理人的罪名【註12】。於是，斯大林正式成為聯共的領袖【註13】，即獨裁的家長。

　　從1923年列寧病危，到聯共於1930年公布十六大文件，斯大林和他的「同志」角鬥了七、八年，才建立了家長的地位。

　　從這七、八年的歷史不難看出，不在法治和民主軌道的共產社會，理論的對立，政策的分歧，必產生權力的鬥爭。只有取得大權而能剝奪政敵職權的人，他的理論和政策，才是「完全正確」、「代表人民」、符合「黨的利益」。反之，為了奪取權力，爭權者也往往假借理論與政策的分歧，發起政治清洗運動。

　　從克里姆林宮政治鬥爭的歷史，可以看出斯大林汲取了俄羅斯封建帝王排除異己的經驗，而且比歷代帝王更殘暴。他為了取得和鞏固家長地位，不擇手段地排斥迫害對黨有重大貢獻而他視為絆腳石的「同志」，他有時聯合「左派」，有時又視「右派」為「親密戰友」，這些和他合作過的人，後來都成了「階級敵人」、「叛徒」，而他則「永遠正確」。


　　大肅反恐怖　政治冤案多

　　斯大林永遠挾持共產黨組織，把黨當成排除異己的工具，以黨的名義去譴責、迫害他的政敵。

　　他雖痛恨列寧的政治遺囑（提到要撤換他的總書記職務），卻又把它當作排除異己的法寶：他對遺囑斷章取義，把假馬列主義、工賊的罪名，分別套在政敵布哈林、季諾維耶夫的頭上。

　　斯大林又繼承俄羅斯宮廷的衣缽，建立廣泛的特務網，把「格別烏」國於黨和國家之上，指使它綁架殺害政敵或他懷疑為不忠誠的「同志」。

　　他把大批的「反對派」流放到中亞細亞的阿拉木圖或西伯利亞，甚至驅逐出國。其中，托洛茨基最先被驅逐至土耳其普林基博島，後在墨西哥被暗殺。

　　斯大林成為「全黨」和「全民」的領袖之後，大概有感於獨攬大權的「樂趣」，常常害怕這種「樂趣」消失（特別是晚年時）。所以，他繼續利用黨和「格別烏」這兩套工具，排斥和迫害他認為不可靠或看不順眼的人。

　　他捏造了共青團中央書記加薩廖夫的「共青團反黨集團」【註14】，編造了醫生案件、列寧格勒案件，給幹部和人民任意加上罪名【註15】。其中的醫生案件波及聯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要人，連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1881—1969）、卡岡諾維奇（Lazar Moiseyevich Kaganovich,1893—1991）、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 , 1890－1986）等顯要，也或多或少受到牽連【註16】。斯大林不斷的「整幹」和「肅反」，造成了極為恐怖的局面，冤枉了很多人【註17】。 　


　　控捷克波蘭　制東歐共黨

　　斯大林並不以獨攬聯共和蘇維埃政府的大權為滿足，他還把權力伸入東歐共產國家。東歐共產國家的黨政領導人的任免、國家基本政策的確立，完全操在斯大林手裏。他常常懷疑東歐共產黨高幹有叛變的傾向，因此製造了許多冤案，以維護其共產集團的家長權威。捷克共產黨總書記斯蘭斯基（Slansky,1901—1952）的審判，匈牙利的中央委員大冤案【註18】，充分說明了共產國家權力的確立和轉移缺乏和平、民主的軌道。1956年，東歐掀起「社會生活民主化」【註19】的運動時，波蘭統一工人黨（共產黨）領袖哥穆爾卡（Gomulka,1905—1982），非常沉痛地說：

　　我不想更多地回顧過去那種個人崇拜體系（按：即斯大林「神權主義」體系）統治的悲慘歷史。它違反了民主原則與法則，在這樣一個體系中，人性與良心被折斷了，人被污辱踐踏，喪失了尊嚴。

　　在波蘭也發生了這種悲慘的事實，當時有一些無辜的人被弄死了。另有很多人常常被監禁了許多年，他們也是無辜的。

　　許多人遭受殘暴的酷刑。恐怖和道德敗壞的現象盛行【註20】。

　　哥穆爾卡所描寫的悲劇，正是共產黨專政的特徵。


　　 赫魯曉夫朝　繼續大整肅

　　斯大林於1953年去世後，蘇聯面臨新的「皇位」繼承危機。蘇共【註21】「三巨頭」之一的赫魯曉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1894—1971），聯合了馬林科夫（Georgy Maksimilianovich Malenkov,1902—1988）把特務頭子貝利亞（Lavrentiy Pavlovich Beria,1899—1953）殺掉。接著，他先後清算了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布里加寧（Nikolai Bulganin,1895—1975）、伏羅希洛夫，剝奪他們的權力。

　　赫魯曉夫因政策和權力的衝突而迫害貝利亞時，使用的手段正如斯大林之對付托派、新反對派、聯合反對派，他誣指貝利亞為「帝國主義代理人」、「卑鄙的叛徒、匪幫」【註22】，從而孤立政敵。不過，他對付政敵通常不像斯大林那樣殘暴。

　　這種「搞臭」、「批倒」、「鬥垮」甚至處決政敵的方法，是共產國家政治鬥爭的特色。


　　蘇聯式體制　無黨內民主

　　歷史未必重演，但歷史是一面鏡子。從歷史觀察中共，我們不難看出，中共一方面吸納了中國封建王朝宮廷權力鬥爭的經驗，一方面又「繼承」了蘇共的專制傳統。

　　正如同歷史上的中國和蘇聯，中共的政治制度、權力結構，是在議會民主軌道之外。「黨」和「國家」權力的分配、平衡、轉移以及行使，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

　　中共的全大和中央委員會，常常只是中共家長的工具。所謂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大，一直受制於共產黨，是「黨的馴服工具」和「橡皮圖章」，不能發揮民主政治的功能。

　　中共八大黨章（1956）建立「黨內民主生活」的規定【註23】，對家長缺乏真正的約束力。稱為國家基本法的憲法，往往只是政治裝飾品，它的存在不產生民主，它關於自由權利的條文幾乎是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五四憲法第87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大陸的人民卻沒有真正獲得過；第90條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可是這種自由只屬於少數特權階級，普通老百姓決無自由遷徙的權利，知識青年拒絕「下放農村」被視為「犯罪」。

　　中國大陸的社會特徵，也許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中共家長是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社會是遠離法治之道，個人是沒有自由的。


　　黨內家長制　權力無窮大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不斷革命論」【註24】。在這種「理論」指導下，一切民主的形式、法律條文，都可以在堂皇的「革命」口號之下被停止、否定，失去應有的效力和價值，家長的權力則無限地伸張。同樣，在堂皇的「革命」口號之下，黨的「革命領導同志」、家長的「親密戰友」，都可以在一夜之間淪為反黨分子、反革命、叛徒、工賊。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未經合法的程序就被剝奪職權，並被指為反黨分子和國民黨代理人（1968）【註25】。另一繼承人林彪，也被斥為反革命叛國分子，而且死得不明不白（1971）。

　　幾十年的歷史顯示，中共的黨爭同蘇共的黨爭或是中國封建時代的宮廷鬥爭，有許多共通之處，最明顯的一點，就是前面說的，得勢者挾持一個工具、偶像（黨或天子、太子、皇太后），並以這個工具、偶像的名義，去「搞臭」、「批倒」、「鬥垮」政敵。是與非、罪與非罪的判斷，不在法律、制度、道德、民意，而在家長至高無上的權力。

　　在這種極權的社會裏，家長一旦去世，爭奪繼承地位的人必不會少，鬥爭也就可能很激烈，政治清算是難以避免的。不經過政治鬥爭乃至變相的政變，完全以和平方式轉移權力的局面恐難出現【註26】。

 
　
　註：

　5．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1922年12月25日）及口授的幾次談話稿，後來被稱為「遺囑」。直至1956年蘇共二十大，這份遺囑才公開出來。「遺囑」中提到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皮達可夫、斯大林等中央要員，列寧對托洛茨基的評價最高，稱他為「現時的中央最能幹的人」，對斯大林的評價最差，說他「太粗暴」，建議撤換他的總書記職務。──參閱《共產黨人》雜誌（莫斯科），1956年第9期。

　6．托洛茨基的失敗，除了因為病和輕敵之外，最主要的是過分重視「合法鬥爭」，對斯大林不採取及時的反擊，以致處於束手就擒的地步。他的親密朋友越飛（曾任駐中國大使），在自殺前給托洛茨基的遺書就指出：「你缺少的是列寧式的不妥協」。──關於越飛的遺書，參閱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此書中譯本書名為《托洛茨基自傳》，何偉譯，春燕出版社（香港），1941。

　 7．關於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鬥爭，參閱：（1）斯大林在「十三大」作的〈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結論〉──《斯大林全集》第6卷，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莫斯科）；（2）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全集》第6卷；（3）斯大林：〈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全集》第6卷；（4）斯大林：〈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過去和現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5）《托洛茨基自傳》，見6。

　8．蘇聯科學院：《蘇聯共產黨歷史》，人民出版社（北京）中譯本，1960，第10章頁401—408。

　9．關於斯大林與「新反對派」的鬥爭，參閱：（1）斯大林：〈關於反對右傾和極「左」傾的鬥爭〉──《斯大林全集》第8卷；（2）斯大林：〈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主義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3）George Von Rauch: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又參照鄭學稼中譯本《蘇維埃俄羅斯史》第4章，文星書店（台北），1960。

　10．同8，頁412—417。

　11．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索科里尼科夫被免去政治局委員職務。

　12．在聯共十六大之前，斯大林先對「聯合反對派」，即「季諾維耶夫──托洛茨基聯盟」展開鬥爭；其後，才在十六大清算布哈林。關於斯大林對布哈林的鬥爭，參閱：（1）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2）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四分冊，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莫斯科），1954；中共中央馬列恩斯著作局中譯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頁1、2、53、54 。

　13．1929年12月21日，莫斯科舉行斯大林五十大壽慶祝會，從此斯大林被稱為「黨的領袖」，「斯大林──今日的列寧」。──參閱：（1）亞歷山大洛夫：《斯大林傳略》，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莫斯科），1949；（2）鄭學稼：《史達夫真傳》第10章，亞洲出版社（香港），1954。

　14．《青年共產黨人》雜誌（莫斯科）專論〈個人崇拜和為消除其在共青團中的殘餘而鬥爭〉，1956年第6期。

　15．《真理報》編輯部：〈蘇維埃的真正人民制度是鞏固的，不可動搖的〉，《真理報》（莫斯科），1956年7月8日。

　16． 鄭學稼：《斯大林二世──赫魯曉夫》。

　17．《人民日報》編輯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寫成），《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18．根據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決議「全黨團結起來爭取社會主義的民主」（1956年7月23日），在斯大林時代，匈牙利的許多政治案件，都是「在非法審訊過程中根據捏造的罪名」而使許多人無辜受害。無辜被捕監禁的中央委員有多納特（F. Donath）等十餘人。參閱《批判斯大林問題文集》第2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

　19．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奧哈布，在波蘭工人黨七中全會的報告〈政治與經濟局勢和黨的主要任務〉（1956年7月20日），談到波蘭已開展了「爭取社會生活民主化」的運動，糾正斯大林的恐怖政 策。他又說：「關於個人崇拜殘酷真相的揭露，使全黨和整個社會感到震驚，這種震驚由於……波蘭共產黨領袖及其主要活動家的悲慘命運及令人痛苦的實況，而特別加劇了。」他指出，在斯大林專權的時候，許多波蘭共產黨人「由於不正當的逮捕和不公正的控告而受到嚴重冤屈」，在「許多兄弟國家」，也「造成像無辜處死拉伊克、科斯托夫以及其他許多同志等等這種令人痛心的損失。」──參閱《批判斯大林問題文集》第2集。

　20．《關於波蘭目前局勢》，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1957。

　21．蘇共十九大（1952）決定，將聯共（布）改稱為蘇聯共產黨（蘇共）。──參閱《蘇聯共產黨歷史》，同8，頁665。
　
　22．引自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總結報告，參閱〈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北京），1956。

　23．參閱「八大」（1956）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手冊，大公報社（北京），1957，頁50。

　24．毛澤東在「成都會議」（1958）上提出「不斷革命論」，強調階級鬥爭的長期性，此論調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有相似之處。參閱《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紅衛兵出版物，1969，頁175。

　25．紅旗雜誌（北京），1968年第5期，頁29。

　26．中共領導人早就提到防範「和平演變」，他們渲染黨內鬥爭的反覆性、長期性、不可調和性。毛澤東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強調了這種觀點。參閱《紅旗》1967年第10期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又說過這樣一段話：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會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不要以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光明日報》1967年5月25日）
　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會議，林彪更強調了「宮廷政變」的可能性。他說：「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參閱〈林彪同志論政權問題〉，紅衛兵傳單，1966年）
　從上列所引材料可以看出，晚年的毛澤東對「皇權」的喪失充滿恐懼感，也可以看出中共黨內充滿政治危機，未來的鬥爭會很複雜。
 
　（附言：此文在1973年發表時，有些文獻只記下篇名或章節，未記下頁碼；上網前，補回部分的頁碼，有的則因收藏之圖書散失無法補回頁碼，歉甚。）
 

 

 

 

本網編者按：

　　本文是作者研究論文〈論毛澤東的繼承人〉的一小部分，論述「一黨領導」體制下的高層權力鬥爭，著墨於制度弊端特別是斯大林的家長制（1924—1953）。適值現在北京政界、學界有一場大論戰，涉及蘇共的垮台和蘇聯解體。故選刊長文的一小部分，供讀友參閱。
　　1973年9月，本文在《明報月刊》發表時，有如下前言：
 
　　去年筆者曾應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邀請，向該所研究教授和專業研究人員發表專題演講，論及毛澤東去世後北京可能出現的局面及毛澤東繼承人問題。後來，"Problems of Communism"的副總編輯David E. Albright，約筆者寫一篇關於毛澤東繼承人的論文，刊載於該刊今年五、六月號。本文就是根據那篇論文在哈佛大學的演講稿重寫而成。由於對象不同，本文的論述方式，引用的論據，與"Problems of Communism”上的論文稍為不同，特此說明。
 
　　文內人物之生卒，是1995年收入論文集時所加，註釋從5開始，這是全文的註釋次序。

　　

 

附錄：
蘇共中央最高領導者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