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資深記者、71歲的高瑜，於4月17日被北京市第三中級法院一審判刑7年，罪名是「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她當庭表示會提出上訴。北京高級法院將受理二審，其結果是可預料的：「維持一審判決」。

　　高瑜案關乎新聞自由，在北京法律界有爭議，也引起西方新聞界的關注。總部設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抗議對高瑜的定罪，並把北京官方監控網絡的「內部文件」公布。德國之聲電台台長彼得．林堡（Peter Limbourg）稱，北京對高瑜的判刑「缺乏依據」，宣布暫時停止德國之聲與北京CCTV（央視）的合作。總部設在紐約的美國筆會中心執行主任蘇珊．諾瑟（Suzanne Nossel）認為，北京對高瑜的重判是打壓新聞工作者，暴露新領導人的高壓政策。

　　高瑜案之引起爭議，一是起訴方的「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缺乏可靠的證據；二是引述中共中央9號文件，算不算「洩密」？

　　援引刑111條　需充分證據

　　港、台的傳媒報道高瑜判刑，未提法院判刑7年的法律條款。按中共中央主導制定、人大通過的刑法（1979年7月公布，1997年3月大修訂，後來多次小修正），高瑜涉嫌洩密的判罪量刑適用法條，是「危害國家安全罪」類的第111條：「為境外的機構，……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檢察院的起訴書，稱高瑜向境外媒體「非法提供國家秘密」。假如檢方的證據充分、可靠，法院可判處她5至10年的徒刑；一審判她7年徒刑，算是重判了。

　　審判方（法院）援引刑法第111條判罪，必須有實在的證據支持。起訴方（檢察院）依據偵查方（公安局）提供的證據，受到辯方質疑。

　　疑點之一，高瑜是否有中共中央9號文件（2013）的原文或影印件，是否由她直接傳給境外傳媒刊出？4月17日，她的辯護律師對香港媒體表示，檢方提不出相關的「物理證據」。偵查方、起訴方查抄她的電腦，並未查出她直接向境外傳媒傳出9號文件的記錄（或復原的記錄），此即刑事訴訟中的「物理證據」。

　　刑事訴訟法（簡稱刑訴法）2012年3月第二次修正文本（2013年1月1日生效）第五章「證據」第48條「可以用於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列出8類證據，其中第8類是「視聽資料、電子數據」。按此規定，電腦的數碼記錄在「證據」之列，但是第48條也有此規範：「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缺物理證據　文檔差異大

　　起訴方控高瑜以電腦傳送「國家秘密」類的文件，必須提供實實在在的「物理證據」，而不是「政治假定」。

　　按北京市第三中級法院的判決書，中共中央9號文件是由姚監復提供複印本。姚氏是北京自由派學者，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仍在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他的級別可以閱讀9號文件。

　　辯方的辯詞稱：「控方現有證據只能證明高瑜電腦中中辦9號文件電子版的『創立』時間，而高瑜供述，該文件是她從互聯網上下載的。高瑜電腦中有3個該文件的電子文檔，判決書的證據顯示，這3個電子版文檔與姚監復提供的複印件的比對後，發現有多達27、45、27處的不同之處，『這難以用錄入時打字錯誤予以解釋』。」

　　法院的判決書，未提高瑜有完整的9號文件複印本電子數據（數據記錄）。相反的，它引述農業部研究室保管文件的主任科員霍氏的口供：姚影印9號文件時，原版第1頁上半頁遮掩，遮住文件名稱、編號和機密標識，與高瑜未見標識的供詞吻合（判決書頁4、10）。辯護律師的辯詞，也說複印件第一頁不完整，無機密標識，認為審判方以高瑜當過記者「應當知道」文件是機密，是證據不足（辯詞頁2）。

　　高瑜未看到文件頭、機密標識，而起訴方、審判方提不出有機密標識的文件證據，自不能確定她「明知機密」。這就是證據不足之處。

　　是黨內通報　已廣泛宣傳

　　高瑜被判刑7年，涉及中共中央9號文件（2013）的「洩密」。在知識分子或維權者的案件中，常涉及「洩露國家秘密」或「尋釁滋事」；四川大地震後，有人調查中學豆腐渣校舍，以校舍建築圖紙追查官員可能貪污的責任，竟遭到官方拘押，被法院以「洩露國家秘密罪」判刑。普通校舍的建築圖紙竟是「國家秘密」，這叫什麼法治？高瑜案與此案一樣疑點重重。

　　中共中央9號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是由中共中央宣傳思想領導小組擬草，定稿後由總書記拍板下發至地師級。中共中央局級和國務院司級、省委部級和省府廳級、地級市（如廣東佛山、東莞市）市委和軍隊師級黨委主要幹部可閱讀文件。經向下傳達後，縣處級相關官員知悉內容大要。
　
　　9號文件流傳頗廣。執政黨的主要媒體亦早根據此「黨內通報」發表文章，批判憲政民主論、民間社會論、普世價值觀等；最高領導人的大批判觀點已公開，展開了廣泛宣傳。

　　藉口涉安全　定罪受質疑

　　有爭議的，還在於9號文件只是執政黨宣傳工作的「黨內通報」，能說有法律明文規定的「國家秘密」嗎？

　　據立法法，「國家法律」體系包括「憲法和國家法律」；下面是行政法規（國務院條例之類），再下面是地方法律和地方行政法規。中共中央文件是執政黨的黨內法規，並不在「國家法律」框架內。「國家法律」是必須公布的，不應「保密」。

　　不過，保守國家秘密法（1998）第8條規定：「政黨的秘密事項中符合本法第2條規定的，屬於國家秘密。」

　　第2條的規定是：「國家秘密是關係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確定，在一定時間內只限一定範圍的人員知悉的事項。」

　　9號文件被中共中央定為「機密」，但是不是法律意義上的「依照法定程序確定」，實有爭議。關於宣傳工作的「黨內通報」，實不涉及「國家事務的重大決策」或國防、外交、經濟、科技秘密(第8條)，把它扯到「國家安全」，是羅織罪名的藉口。

　　在真正法治的社會，執政黨的「黨內通報」，不具「國家秘密」的法律地位，報道它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

　　像過去知識界的「洩密」或「尋釁滋事」案，法院按照黨意、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判決，法律只是政治丫環，高瑜案也是按「維穩」的「政治需要」處置，缺乏充分、可靠的證據。

　　高瑜案等一系列「洩密」案，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黨國不分，黨大於國，黨權高於法律，家長意志高於法意。在高度集權的家長制下，所謂法治，只是美麗的口號；法律往往只是政治的丫環，任由家長意志擺布。新聞自由和評論自由，仍是民眾遙遠的「中國夢」。

　　（後記：將兩文合併為一文，段落有調整，文字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