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決策和管理　仍存在短板

　　上海醫學專家日前發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一文（下稱「思考」），是分析公共衛生體制弊端最透徹的一篇。香港、台灣和外國的傳媒或未留意此文，沒有專題報道和分析。

　　武漢肺炎爆發後，北京等地醫學界的分析論文，陸續在專業雜誌發表。有一批醫生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案例分析；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北京）的專家，則撰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徵分析〉，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北京）2月號刊出。

　　這些論文都是對疫情、確診病例的分析；「思考」一文則是「另類」，並不討論病例，而是分析與瘟疫有關的體制、社會管理、人的素質。可說是醫學「專業含量」很高的社會、政治評論，值得關注武漢肺炎者細讀。

　　2．交大群論文　ＭＩＴ轉載

　　「思考」一文，由科學院（北京）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國強教授牽頭（領銜），撰寫團隊包括交大教授和附屬瑞金醫院醫生。

　　它刊於科學院的《中國科學．生命科學》3月號，線上發表於2月23日。美國名校麻省理工學院（MIT）和北京合辦的《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中文網轉載。

　　受制於「主旋律先行」，它強調權要的「重要指示」和抗疫的「國際聲譽」，它的「摘要」稱：「強有力的防控舉措得到國際社會讚譽」。

　　它分兩部分，一是「問題和短板」，二是「對策和建議」。

　　第一部分，述評決策和公共衛生管理的不足（短板），觸及體制弊端；提出的「問題和短板」共10大項。

　　它的「摘要」稱：「從……公共防疫體系、應急響應機制、科技創新、醫療供給與儲備等10大方面進行系統梳理」，並提出相關建議（共5項）。

　　3．訊息不透明　增民眾風險

　　對於「思考」一文的內容，我的歸納是：它述評的「問題和短板」有4大重點。

　　一，訊息的不足：不透明、不及時；
　　二，決策滯後，即公共衛生管理的「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仍較薄弱」，「一些幹部專業能力不足及缺乏決策能力」；
　　三，法律體系不完善，公共衛生的法律保障不足；
　　四，國民素質有待改善，需提高科學常識和生態文明、道德的意識。

　　武漢肺炎的迅速擴散、民眾的措手不及，無疑與訊息封閉有關。在「講政治」和「維穩第一」的觀念下，隱瞞、緩報疫情，或內部上報而不公開，早已是幹部的「習為常」。

　　「思考」提及疾控中心（CDC）的訊息共享：

　　「各級CDC、科研單位與臨床醫療機構間存在的訊息共享不暢、相互聯動不夠等跨部門協作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疾病應急防控中的重大阻礙。」

　　4．初期有誤判　增防控難度

　　「思考」提到去年12月中旬有人傳人的病例，今年1月上旬有醫務人員感染，但有關部門避而不提。

　　它認為，有關部門「內部知情期」（3—4周防控初期）的「誤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眾甚至是醫務工作者的警覺和防護意識……加大了後階段疫情防控的難度」。

　　「思考」不僅從訊息的不透明觸及民眾的知情權，也提到未汲取2003年沙士（SARS）的經驗教訓。

　　它說，沙士期間提出強化傳染病偵測能力的建議，「未被更多重視和及時改進，成為了潛在的危機」，未能「防患於未然」、「制定科學合理的防控預案」。它指出，這是「造成後階段花費巨大成本、舉全國之力抗疫的重要原因之一」。

　　應急能力、效率，關乎權力體制、決策機制。「思考」略觸及決策環節的偏失。所謂頂層設計，或可解讀為權力雲端決策；頂層設計之下，有省、部級和省以下地市級市的決策機制。

　　5．專業能力薄　頂層設計弱　

　　「思考」雖提到「頂層設計仍較薄弱」，主要是述評部門、地方幹部的決策能力不足。

　　它說，處理公共衛生事件是否得當，需「從被動應對模式轉化到預防／主動的積極防控管理體系」；它提到部門行政主管、地區主要領導如缺乏專業背景（指醫療或公共衛生），就暴露出應急決策能力的「短板」。

　　對於專業團隊未獲重視，「思考」認為應反思：

　　「武漢作為國內臨床醫療、公共衛生及病毒研究最豪華的專業陣容所在地，此次專業團隊在當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斷及應對決策過程中的作用似乎沒有得到最大的發揮，是需要深入思考與反省的。」

　　「思考」在建議部分，呼籲當局正視專業化和「循證決策能力」。

　　所謂「循證決策」，我的解讀是：尊重科學常識，遵循科學實證方法調查、研究、分析，並決定政策，而非按政治需要、隨意性的「瞎指揮」和「左折騰」。

　　「思考」沒有也不方便觸及「集中統一」的權力體制，但了解「一黨領導」權力結構的人，都有這樣的認知：重大疫情公布、應急舉措的決策權，集中於權力雲端，即黨媒一再強調的「親自領導、親自部署」和「一錘定音、定於一尊」【註1】。

　　6．偏重講政治　荒疏了專業

　　除了「思考」一文，也有思考型文人的評論文章，論及專業荒疏。例如中國選舉與治理網（北京）梁嘉林文，論及武漢肺炎面對「專業把關」不到位之失，使一些城市和民眾受折騰。

　　它指出：

　　「有一股力量，凌駕於專業之上，荒疏了專業、無視專業甚至刻意打壓專業，最終釀成制度性困境。」【註2】

　　缺乏專業常識、能力，以「講政治」為名的決策，往往有偏失，甚或導致社會災難。這在毛時代（1949—1976）和當今，都有很多實例；前者如「除四害」中的「消滅麻雀」，「土法上馬」的「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釀成1958—1962年的大飢荒，超過3000萬人餓死【註3】。

　　「思考」的團隊，對當政者溫和的進諫，關乎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在言路阻塞的社會，即使是婉轉的進諫，亦有政治風險。

　　當政者如能納諫，或可消除偏頗（偏失），避免天災演化為人禍，減少民怨的積累。此即儒家經典《荀子．臣道》謂：

　　「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

　註：

　1，瘟疫奪命二千 市民還得謝恩
　2，http://m.chinaelections.net/wap/article.aspx?id=253758
　3，狂生有天堂夢 60年前建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