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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援救學生 出校園未脫困


丁望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9.11.21,A23版
上網:2019.11.26
字數:原文1,888,上網2,273

  「一一一九人道援救」,使困在理工大學者「安全離開」,18歲以上者以「自首」論拘押,18歲以下未成年者不拘捕。警方仍圍堵校園,拒絕「自首」而留守者,陷於糧斷、缺藥的困境。


 圖1,11月17日,理工大學外,抗爭者以石陣、雨傘抵擋水炮攻擊。Viola Kam@usp圖片。

  關鍵詞:理大,校園,衝突,暴動,自首,爭議,和平撤離,人道援救,民間社會,街坊,午膳行街,公信力
  引述歷史典籍:百姓皆注其耳目(老子)


  17—19日的人道援救(「一一一九人道援救」),使被圍困於理工大學的學生、教職員等,獲和平離開的機會(大都在19日深夜撤離),閃耀香港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光環。

  據官方20日的數據,離開理大園區者約900人,其中300人是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仍有近百人留守校園。

  促成「和平撤離」的主要動力,一是各行業市民和平、理性的街頭請願;二是社會知名人士的介入,他們獲得入校園的機會,帶出一大批被困者。

  1.鈺成和達明 助受困學生

  近幾日街頭的和平請願,始於中環的「午膳行街」(或稱「和你lunch(午餐)」)。參與的西裝客、白領人和外籍人士,聲援被圍困的理大學生,呼籲官方以和平方式處置校園衝突;其口號是:「救學生,救Poly(Polytechnic的簡稱)」。

  20日,中環和觀塘仍有「午膳行街」,表達關注民權的願望。

  除了「午膳行街」,還有18日的和平遊行,從尖沙咀到旺角,數萬人發出「救Poly」之聲。又有守護孩子團隊、尋找兒女的媽媽團隊,在理大園區請求會見孩子。有的媽媽「跪求」官方「開恩」,讓她入校園見見孩子。這是文明社會「沉淪」的一個徵兆。

  營救行動最特別之處,是不同政治立場社會知名人士的介入。立法會前主席、民建聯創建人曾鈺成,監警會前成員、港大法律系首席講師張達明,監警會前成員鄭承隆,理大校委會主席林大輝,立法會議員葉建源等,先後參與營救。

  「和平撤離」之能成事,也關乎官方有限度的「讓步」:聲稱尋求「和平解決理大衝突」之路,同意中學校長、家長等帶走未成年者,只登記他們的資料而不立即拘捕。

  官方未解說有此舉之因,或關乎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公約的第37條、第40條,有人道救濟和司法救濟條款。


 圖2,港大法律系首席講師張達明、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進入理工大學勸學生和平撤離。電視截圖。


  2.減拘捕成本 罪名太空泛

  「和平釋放」未成年者,換取成年人的「自首」,減低拘捕的「執法成本」。減少使用催淚彈,倒也使社區居民少受污染,被圍捕者的死、傷風險亦降低。

  儘管放走未成年者釋出「和平善意」,撤離校園的成年人卻被視為「自首」仍未解困。執法一方的行動,有引起社會爭議之處。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線醫生聯盟等4個醫學界團體,發表「一一一九聲明」,提及「無理拘捕義務醫療」的部分醫生、護士;又提到紅十字會援救隊被阻延、援救的時間也受限制。

  被困於理大園區者,不管是被強制拘捕還是「自首」,都被視為參加「暴動」,這也引起了爭議。有些教職員是返校做實驗,有人是在圖書館閱讀,有的學生則回校會同學,後因校園被圍而出不去,並未參加「暴動」,不是「暴徒」。

  他們有進出校園和研究、閱讀的自由。把困在校園的人都假定為「暴動」參加者而拘捕,是否侵害了人身自由?不少市民提出「濫捕」的質疑。


圖3,「一一一九醫學界組織聯合聲明」。網絡圖片 。


   3.有民間社會 監察公權力

  這次援救,顯現民間社會的活力、對社會事件的影響。

  香港傳統的民間社會,有悠久的歷史,建構於自由制度和法治的基礎。民間社會涵蓋獨立傳媒及其揭露真相的社會角色,包含壓力團體的非政府組織(NGO),職業性、社會關懷型的社團,獨立自主的宗教等。

  隨著社會變遷或社會事件的演變,又有新的人際聯結。這幾個月興起的街坊派,就是不同於和理派、勇武派,它是具社區街坊特色的鬆散型團隊;「監察」執法者的街頭行動並出聲,是其角色特徵之一。

  在反送中案的社會抗爭中,民間社會的參與程度強於「佔中」一類。近月中環的「午膳行街」,總有不少人參加,不少是中環金融界「賺錢高手」和「白領麗人」;也有法律界、醫衛界的專業人士,參與「靜默慢行」或「午膳靜坐」。

  這些和理型請願,在在說明中產階層、專業人士對社會公義的關注和對公權力的監察,恰如《老子》云:「百姓皆注其耳目。」


 圖4,有學生從理大園區沿繩索向漆咸道南天橋行車路逃亡。電視截圖。


   4.同情被困者 不聽割席說

  香港社會對理大的人道援救,動力之一就來自民間社會。民間社會的價值觀,諸如自由、人的尊嚴、人道、生命價值,產生對被困者的同情、關懷,進而激發為援救盡一分心的「責任感」。

  這份「責任感」,往往使一些人甘冒風險參與「非常」的營救。例如,18日,有學生從理大園區沿繩索向漆咸道南天橋行車路逃亡,天橋上有接應的電單車;事敗,逃亡者和接應者均被拘押。再如,有持牌醫護設地下醫館,向不敢到公立醫院的受傷者開放,義務提供醫護專業服務。

  整體社會的人心走向,與民間社會不可分割。在許多年前,香港對華東大水災、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民間捐款最高,突顯民間社會的慈善心。後來,人們發現貪污、浪費的蛀蟲太多了,便「不再慷慨」了。

  近幾年的民調顯示,官方的公信力一直下降。這幾個月劇降的程度更甚,這正是民間社會與官方的疏離。

  近期官方最「熱切」的呼籲,是與施行暴力的勇武派「割席」,回應的卻甚少。許多港人厭惡街頭武鬥的暴力,不滿阻礙公共交通的行為,但不願提「割席」,其因在於對公權一方積怨太深。


圖5,市民不滿濫放催淚彈,圖為沙田街頭的標語。網絡圖片。


   5.只靠催淚彈 喚不回人心

  官方要喚回人心,不能靠喊口號、說「割席」和放催淚彈。官方必須關注民間社會,建立真正的對話、溝通平台。6月以來,官方仍未建立這樣的平台,連「抽籤對話」舉行一次便無下文,官民互信何來重建?

  官方還得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去緩解官民糾結、社會抗爭,至少要與法律、宗教、教育、傳媒、醫護、社工等界別專業人士商討,形成民間調解平台和機制,走和平之路。理大「和平撤離」已嘗試第一步,官方應有持續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