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的官方施政報告，有「雨過天青」的願景。其自信來自「更大膽」的民生舉措：面對社會抗爭高昂，只要讓基層市民分糖，就能獲人心。

　　面對官民、警民失去互信和社會失序之局，派糖式的民生舉措和武力鎮壓、援引「緊急法」頒新法例，未必見效。

　　1．六政治因素　逼上梁山去

　　6月以來的社會抗爭，以和理型民眾為多數，參與街頭游擊戰的勇武派並不多【註1】。最近興起的街坊派，多為隨意性，以「監察」警方街頭行動為主要取向，有的扮演「守護孩子」角色。

　　抗爭的參與，大體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一類。逼上梁山的六大政治因素，或可以下列關鍵詞歸納：
　
　　兩制邊界，身份認同，普世價值，獨立思考，普選特首，官方偏失。

　　九七主權轉移後的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這是中共中央及其政府對港人的承諾。

　　按基本法的規範，香港有「一國屋簷」（一國的主權地位及權利），也有兩制邊界：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保留原來的自由社會制度、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等。尊重「一國屋簷」和兩制邊界的清晰，應是一國兩制的標誌【註2】。

　　非常遺憾的，紅朝對兩制邊界的衝擊，近幾年大大增強。鼓吹「講政治」、「黨委領導一切」和「偉大鬥爭」，透過人大釋法、選舉ＤＱ、愛國教育等，侵蝕香港的自治，許多港人感受到陸化（大陸化即赤化）的加快、擔心兩制變一制，質疑50年不變的承諾。

　　「送中案」引起港人對大陸司法弊端的焦慮【註3】，期望維護「免於恐懼的自由」，並觸發以和理型非暴力遊行為主的社會抗爭。

　　2．第二個因素　涉身份認同

　　社會抗爭的第二個因素，關乎身份認同。

　　據幾家大學的民意調查，多數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自認是香港人，不認同是中國人（實指大陸人）。與北京官方「愛國主義教育」預期的身份認同，相差太大了。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不能說成是「港獨傾向」。本欄的解讀是：

　　一，香港人和大陸人在觀念、生活方式、素質等方面的差異；
　　二，保持（維護）香港現狀、排拒陸化，亦無「港陸融合一體」的心理準備，因而有「光復上水」之舉（自由行引進太多的奶粉、尿片水客，妨礙上水居民的生活秩序），對大灣區設想冷淡。

　　身份認同涉及制度認同，許多港人視香港有社會制度優勢，並不感受大陸上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有年輕人網上留言：在大陸上網不自由，要翻牆太費事有風險），制度認同的差異，影響了身份認同和「融合」。

　　3．普世價值觀　能獨立思考

　　第三個因素，關乎價值觀。

　　香港是自由開放的國際都市，資訊傳播自由和教育發達；又有民間獨立傳媒、充滿活力的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在相對於大陸較自由、視野較廣的環境下，港人普遍接受普世價值，諸如自由、平等、法治、人權、民主、公義、人的尊嚴、生命價值。

　　「送中案」引發的社會抗爭，執著於社會公義、人權的追求，對一國兩制下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和監察政府的期待，是很自然的選擇。

　　第四個因素，是獨立思考。

　　在自由的社會制度下，人們有言論、新聞、出版、思想、宗教信仰和結社自由，這正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內涵之一。

　　上述的自由和教育發達、國際交流，令許多港人特別是年輕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習慣。不接受愚民、造神的紅色愛國主義，排拒紅色國教。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社會沒有自由制度。近幾年的教育主要功能，是「聽黨話跟黨走感黨恩」和定於一尊、絕對服從；在宣揚「講政治」、「偉大鬥爭」之下，強調「兩維護」（維護核心地位、維護權威和集中統一）。

　　在極度集權的社會，大多數人以盲從、逢迎換取生命的安全或追求飛黃騰達，哪能有獨立思考？這正是港、陸的兩制差距。

　　4．普及而平等　爭取普選權

　　社會抗爭也涉及普選權（普及而平等選舉權），這是另一項政治因素。

　　立法會結構大傾斜，在偏離公正的制度設計中，功能組向既得利益集團傾斜，會內表決模式亦向建制派傾斜。

　　港人不滿民主步伐停滯，期望逐步推行政治改革，改良立法會結構、行政會議不再是橡皮圖章，更希望盡快實現普選行政長官。

　　普選權是寫入基本法的民權，也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25條規定的公民權，官方並未推動、促成港人享有這項公民權。

　　官方的施政偏失、未有效緩解「送中案」引發的社會危機，也是社會抗爭持續的政治因素。

　　5．各方應談判　促政治改革

　　官方應正視社會抗爭背後的政治因素，包括兩制的差異（諸如司法、生活方式）；思索社會抗爭者的期待，尋求政治解決的可行之路。

　　首先，透過建制派、泛民派之外的第三方協助，建立與抗爭方各派對話、談判的機制，而不是各說各話、空喊「放下分歧」，不去切實緩解政治糾結。緩解糾結，與成立宏觀層面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息息相關。

　　七二一事件和八三一事件相繼發生，暴露官方缺應變力、失公信力，失去建立「光明磊落」形象、挽回民心的契機，導致不相信「官話」者大增。

　註：

　1，和理後勇武來 仇難消結未解　
　2，護衛香港法治 港人免於恐懼
　3，紅朝司法弊端 引起港人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