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個穿黑衫、戴口罩的年輕人，以「全港大塞車」之名，發起不合作運動，干擾港鐵的正常運行，此即「七三○塞車事件」。

　　他們阻擋車門關閉、不斷按動緊急掣，導致港鐵列車不能按時開出，交通癱瘓超過4小時，66班列車的乘客受折騰。

　　乘客和社會各界頗有怨言，有乘客稱阻撓行車失民心；也有些人表示，「七二一白色恐怖」令人憤怒【註1】，對年輕人的不合作運動「諒解」。

　　1．阻港鐵行車　非理性行為

　　本欄向來認為，請願一類的社會抗爭，必須是和理型，在維護自由、法治的軌道上，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行使表達權。這種有序的抗爭模式，關乎弘揚香港傳統的秩序文化。

　　「思維漫步」專欄7月4日拙文，把社會抗爭模式，分為和理型、勇武型【註2】。後者激烈，多為「大遊行」後不肯離場的小規模勇武派，他們沒有大平台、大領軍團、明確的領頭人，甚至沒有明確的目標、路線圖；他們的游擊戰，帶有隨意性的靈活應變特點，在警方的強制驅散、圍堵中，有自衛式的抗拒或暴力，釀成街頭衝突。

　　「六九大遊行」和「六一六大遊行」，是大規模的和理型請願，促成官方停止修訂《逃犯條例》（送中案），這是官方的「讓步」，是對上百萬人和平請願的回應，而不是對勇武型行為的回應。

　　2．勇武派之外　還有非理派

　　抗爭的型態在變化。激烈的除了晚間街頭游擊戰的勇武型，還有白天的不合作運動者，他們不是勇武派，權稱為非理派即非理性派。

　　「七三○塞車事件」的參與者稱，他們是和理非。儘管他們無暴力行為，他們抗議「送中案」和「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但「全港大塞車」並非理性的。

　　從社會公共治理和秩序文化的視角考察，本欄對理性的意涵解讀是：

　　一，非暴力和不強制他人違法、違規、脫序的理智；
　　二，講道理、以理服人，而非恫嚇或強制他人跟隨、服從；
　　三，要有起碼的禮貌，尊重他人的人身自由和選擇、正視人的尊嚴。

　　「七三○塞車事件」和前2次阻撓港鐵車門關閉的行為，是非理派的非理性行為。

　　3．塞車受害者　是勞苦大眾

　　非理派必須想清楚不合作的「對象」是誰？官方的「送中案」積怨很深，「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對無辜市民的暴力，令市民憤怒；公民抗命「抗」的應是官方，不合作的「對象」也是官方。

　　阻撓車門關閉導致的大塞車，受害的是普羅大眾，不少是「基層市民」即勞苦大眾，要趕時間上班掙一口飯吃。眾人受困之窘，突顯非理派找錯了「對象」。

　　把白領、勞苦大眾困在車廂或車站，是以強制手段變相限制他人自由，損害他們的合法權利。

　　市民享有「路權」和交通暢順之便利，任何人不能以非法手段剝奪民眾的權利。儒家經典《論語》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角色對換」，非理派轉為趕上班的乘客，會接受行車被阻的行為嗎？

　 　4．按比例原則　不合理行為

　　非理派聲稱，「全港大塞車」可形成對官方的壓力。這是天真的政治假想，而非現實的「成果」。阻撓的手段，並未使官方受什麼壓力。遭折騰的，是耽誤了時間、承受改乘交通工具麻煩的勞苦大眾，並非有高級小轎車和司機侍候的高官。

　　就「比例原則」（或稱合理性原則）去考察，阻撓的手段，侵犯民眾的切身利益。「比例原則」源自德國的法學術語，指目的（目標）與手段的大致對稱而非大傾斜。「比例原則」亦可移置於公共治理領域。

　　就公民抗命而言，「全港大塞車」阻撓的手段能達到的目的，與非參與者的利益損害程度不對稱（大傾斜），便顯示其缺乏合理性、正當性。

　　有乘客接受電視台現場訪問，他說：「他們阻撓行車如果合理，我一定支持，現在妨礙他人上班的行為合理嗎？」

　 　5．受負面影響　是乘數效應

　　「七三○塞車事件」並沒有達到目的（官方受壓而公開回應），也不可能有什麼「成果」，阻撓的手段卻讓港鐵癱瘓幾小時，民眾深受其害，時間、金錢、精神的損害總量大，並使社會糾結更加複雜難解，這是負面影響的乘數效應（又稱倍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

　　塞車參與者的人力投入少，而受負面影響的乘客多，這就是乘數效應。

　　假定投入的人力是10，持續塞車受影響的乘客不是簡單的加數（10+10+……）；而可能是10的4次方（或更多），即10x10x10x10＝10000人。就乘客而言，如果每人耽誤30分鐘，牽動公司的工作延後，或應約見面者的苦候時間，可能是30的2次方，30x30＝900分鐘。

　　有參與者回答電視台提問，稱阻撓車門關閉，可引起外國注意，促使他們向北京施壓（大意）。

　　這位滿臉稚氣的小孩，可能只是中三以下的少年，說的是一套「稚話」，令人嘆息甚至忍不住而從眼中溢出淚花。他們在參與不合作運動之前，何不先請教老師、長輩，切勿在「廢老」的罵聲中忘記一個字：「慎」。

　　6．用頭腦思考　必須有策略

　　一連串和理型的大遊行及年輕人的社會抗爭，是民憤的「洩洪」，官方應切實提出緩解糾結的可行辦法，而不是一味拖、一味緝捕（眾人質疑濫捕）年輕人。

　　社會各界精英、本地和外國商界團體，紛紛發表公開信，呼籲官方明確撤回「送中案」，成立獨立、具國際公信力的調查委員會，調查社會抗爭事件。這原是不難接受的建議，官方卻遲遲沒有回應，市民十分失望。這正是年輕人中有持續勇武行為的主因。

　　不管是官方還是抗爭一方，不應走向「你死我活」的激鬥之路，應盡快展開有第三方參與的對話；在溝通、互動中，尋求「各有出路」的共生空間。

　　美國史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戴雅門（Larry Diamond），最近接受紐約時報訪問，論及香港的社會抗爭應避免太情緒化：「用頭腦思考，並且有策略地思考……當下懸於關鍵一線的，是你們的自由。……我懇請這些抗爭者深呼吸，做些反思。」【註3】

　　社會抗爭要維護自由和法治、彰顯公義，也應兼顧民生，讓香港經濟可持續發展。香港的外國商會和國際評級機構，近日已發出經濟預警。美國商會的聲明，表示對香港短期前景悲觀；評級機構惠譽國際（Fitch Ratings）表示，香港的社會抗爭顯示市民對政府不信任，政府的效率如持續下降，將影響香港的評級【註4】。

　註：

　1，元朗白色恐怖 乘客孕婦被打，灼見網2019.7.26。
　2，大遊行和理非 另類者涉暴力
　3，Hong Kong Protest Tactics: The Risks Of Radicalism
　4，Fitch Ratings: Hong Kong Protests Highlight Economic, Governance Ris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