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的社會抗爭，應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數十萬市民參加的「七一大遊行」【註1】。這是「和理非」的民眾請願，主題是反「送中案」，期望全民普選；參與者秉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原則，在法治軌道上行事，為香港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市民社會）的秩序文化增添光環。

　　第二類，另類的「七一佔領立法會」（下稱「七一佔領」），是逆「和理非」的暴力行為，損害了「七一大遊行」、「六九大遊行」和「六一六大遊行」【註2】的國際形象。後者引起國際關注，有「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之說。

　　本港社會輿論和外國的關注者（議會、外交機構、NGO和傳媒），對第一類的社會抗爭多有好評；對第二類則多表示失望、遺憾或譴責，呼籲回歸和平、理性。

　　1．主流和理非　陣地與游擊

　　這兩類社會抗爭的差異大。

　　第一類的大遊行，包括六四燭光晚會等，都是大規模民眾活動；具有大網絡平台、大領軍團，且有明確的動機、時間表、路線圖，故可稱為「陣地戰」。

　　大遊行的參與者，多為「沉默多數」，逢「大日子」才站出來發聲。也有許多年輕人、學生，參與這一類活動。

　　另類的小型抗爭，是近兩年才出現的新型態。特點是小規模，行動游擊化，或可稱為「游擊戰」。

　　這種型態的抗爭，無平台，無領軍團，甚至無明確的領頭人，動機不確定，無路線圖；但有網絡號召的快速、「游擊戰」靈活機動的特點。參與這類活動的風險較大。

　　這次的「七一佔領」，就是無平台、無領軍團的「游擊戰」，很少人知道領頭人或領頭人的背景。

　　從7月1日下午2時左右開始，一群人就在衝擊立法會，稍後就是幾個（或十幾個）人的「埋頭苦幹」，以鐵枝、鐵框撞擊玻璃門，並不宣揚什麼，更不說行動的動機、目標。

　　2．疑僱傭兵團　似誘魚上鉤

　　他們不像香港的學生，似熟悉地盤工作，揮錘撬門的經驗多。

　　有網絡留言表示，懷疑他們是「僱傭兵」，以暴力手段抹黑港人的社會抗爭。

　　中大政治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在《明報》的文章，稱衝擊行動「令人疑惑」：「今日的衝擊行為，與過去兩周示威者的行為有很大分別，上兩周示威者會講道理、克制，會聽泛民議員勸阻，今日卻不是。」【註3】；他認為，衝擊行為會令「市民、中央領導人產生偏見」。

　　不少人生疑的原因，是「埋頭苦幹」者武攻初期，處於強勢狀態的警方並未採取行動，任由武攻者「埋頭苦幹」；大門被打破後，警方則迅速退避，採取「不抵抗政策」，讓武攻者搗亂一番。這是十分出奇的進與退，有人稱是神秘的「空城計」。

　　這樣的場景，令人想起1957年鳴放時毛的誘魚上鉤（或「引蛇出洞」）陽謀。

　　1957年5月15日，毛針對知識分子的「鳴放」言論，下發一份「內部指示」，責令各地黨委「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並不要釣」【註4】。

　　毛的誘魚上鉤陽謀，似在62年後的香港重演。

　　 3．眾說反暴力　勿衝擊法治

　　「七一佔領」的武攻者，不管是背負「陽謀」的「僱傭兵」，還是「視死如歸」的反「送中案」者，其行為的暴力性，已暴露於公眾的視線。

　　暴力行為絕不可取。不能以「個人自由」之名，威脅、損害他人的自由。自由的真諦，是維護個人的自由，亦尊重他人的自由，此即《論語》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香港大律師公會、律師會都公開譴責暴力行為。前者的主席戴啟思說，以暴力衝擊立法會，形同衝擊法治。但他也表示，官方應回應市民的部分訴求，緩和社會氣氛。

　　英國的外交大臣侯俊偉（Jeremy Hunt），接受英國天空電視台訪問時表示，同情、支持香港示威者維護自由權，港人有權舉行和平集會，但不能接受暴力行為。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稱，香港的成功建基於法治和自由，港人的自由權包括言論與和平集會的自由，各方應避免暴力。美國駐港領事館也發表類似聲明，似含有否認支持暴力行動之意。

　　4．有強權暴力　年輕人憤怒

　　也有人對「七一佔領」表示「可以理解」，說官方積怨太深，把年輕人迫得太甚，以致他們滿腔「憤怒」，因一時衝動而訴之於暴力。

　　年輕人參加社會抗爭運動，關乎北京政局左轉【註5】和「一國兩制」走樣。近5年，北京特別強調「講政治」，宣揚「敢（強）亮劍震懾力」，強化對港政治控制，「送中案」又倉促出台，令他們有自由、法治受威脅的焦慮，對「一國兩制」的前景無信心。

　　年輕人被強權政治暴力逼到牆角，引發尋求突破「囚徒困境」的反抗。這就是近幾年官民糾結難解的主因之一。

　　從電視畫面看，參與「七一佔領」武攻者只是一小撮，進入立法會的許多學生、年輕人、市民，只是表達抗議，並無實質的暴力行為。

　　強權政治暴力往往衍生街頭暴力，威脅市民「免於恐懼的自由」。近幾日，就出現針對泛民議員的街頭暴力，公民黨的郭家麒於7月4日在尖沙咀地鐵站受到撞擊；6月30日，民主黨的林卓廷，在政總附近天橋遭暴力圍毆。

　　5．損國際形象　成紅色教材

　　「七一佔領」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首先是折損了「六九大遊行」、「六一六大遊行」和「六四燭光晚會」的國際形象。

　　這些大遊行、大集會，在國際間建立了香港市民的「和理非」形象。暴力衝擊立法會的場景，經電子媒體的「疊印」，留給外國觀眾的印象是負面的，或引起他們對香港社會抗爭的一些誤會。

　　「七一佔領」正在成為「紅色教材」，也是不可忽略之處。

　　按「政治需要」剪接的暴力畫面，成為宣傳敵對勢力、西方勢力「干預內政」的教材，實際是抹黑香港整體的社會抗爭，並可能成為強化對港管控的政治藉口。

　　在七一前後，北京的一些黨媒就一直攻擊香港一系列的大遊行，指西方勢力在香港「製造騷亂」，說「騷亂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及其追隨者對中國崛起感到焦慮」。「姓黨」的大電視台，連日抨擊香港市民遊行是西方勢力策動的「顏色革命」。

　　這種隨意上綱到外國勢力、敵對勢力的政治宣傳，與5年來強調「講政治」、重提毛的階級鬥爭論有關【註6】。官方掩蓋「社會矛盾」的真相，編造敵對勢力、西方勢力的滲透、破壞。

　　香港是資訊開放、思想自由的國際都市，大部分有思考力的市民不信階級鬥爭、敵對勢力的一套。怎麼會相信旺角「魚蛋風波」和「七一大遊行」，是美國策劃的「騷亂」？

　　6．必抵制暴力　護秩序文化

　　「七一佔領」的暴力行為，還可能導致民意逐漸逆轉。逆轉並非指倒向政府一邊、放棄反「送中案」，而是主流派疏離另類的暴力派。

　　香港有悠久的民間社會秩序文化。從排隊候車到數十萬、上百萬人的和平請願，港人有濃濃的秩序觀，習慣於以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表達意見，守序而排拒非理性的衝擊行為，更擔心暴力行為導致失序、混亂。

　　暴力行為一而再三，將消耗本已取得的民意支持，最終失去民心。例如，雨傘運動初期獲許多民眾支持，但蛻變為長期霸佔交通要道之後，民意便逐漸逆轉，使官方得以強制清場。

　　歷史典籍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社會抗爭運動必須有民意支持，當暴力行為引起民眾戒心、恐懼時，民眾會轉向抗拒暴力，社會抗爭運動或會「裂變」。

　註：

　1，主辦者民陣稱人數55萬，警方稱最高峰時19萬，未計算非原定路線（按：如計算在內，或有30萬之譜），以兩者平均人數在40萬之譜。
　2，猶抱琵琶遮面 官民糾結未解
　3，明報網7月1日。
　4，《毛澤東年譜》卷3，頁155。
　5，許章潤再發聲 評回到毛老路
　6，百萬港人遊行 涉及政局左轉——北京政治生態與無產階級專政論，信報月刊2019年7月號，頁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