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言學者、北京清華大學的資深法學教授許章潤，再次發聲為民請命。

　　面對政局左轉，他批判極權主義，說當局「奉鉗口政策為維穩第一要務」。

　　他認為，發端於1978年12月的「改革開放」，已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終止；政治已回歸毛時代，文革的那一套「借屍還魂」。

　　他呼籲以人為本，如不能善待自己的國民，還空談什麼「命運共同體」？

　　他直率進言：「切不可固守既得利益，孜孜於一黨一派之私利，視天下萬物為黨派的囊中之物，做萬年專政之南柯美夢。」

　　2．回到毛老路　處處老大哥

　　政局轉變，回到毛時代的「秦制苛法與階級鬥爭」。他說：「令大家深感難以昂首做人」，更擔心「安生苟活」？

　　他認為難以「昂首做人」，只因「大數據極權主義」。

　　這是他自創的新術語，未解釋其意涵。按其行文判斷，是指當權者增強並利用大數據設備和技術（雲端技術），更嚴密監控社會大眾。從大數據搜尋敏感詞彙、人名，到人面識別器的廣泛運用，達致「維穩」的預防效率。

　　英國作家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1984》，「預言性」在於無處不在的「老大哥」，利用新科技嚴密監控社會。作者描繪的場景，就在當今「造神」的「崛起的中國」。這種場景，正是「大數據極權主義」的一部分。

　　在許章潤的社會改革理想中，啟步於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本應深化經改並推行政改，實現「立憲民主、人民共和」，民眾享有自由（包括精神信仰自由）、平等、民主，讓民眾在政治參與中「昂首做人」。現在，大家卻面對天天喊兩維護、四偉大和大國領袖引領全球的造神。

　　他說：

　　「幾年來……訴諸文革式理念與治理方式，汲汲於所謂家業永固，可謂昧於時勢，……終究難以為繼。」

　　3．能善待國民　才有共同體

　　對於文明與野蠻的差異、博弈，他著墨不少。他提到現在全能型的「大數據極權主義」，帶有「傳統中刻薄酷烈的法家精神偏鋒」，「疊加上蘇俄全能主義極權政治」的野蠻性，形成「怪胎」。

　　對於向外宣傳「命運共同體」和「引領全球治理」、疏離「韜光養晦」，許章潤也有異見。

　　2018年，北京官方大力宣傳政治權要的「新時代」思想，包括「人常命運共同體」，稱「共同體」之說「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許章潤則認為，當政者「必須以分享公共權力的方式締造自由」，在法治秩序之內，讓民眾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方能邦國永固這一立國之道」。現實卻是「對內……鉗口屏聲，壓根兒不承認政治乃合眾群居的和平哲學」，「與民主自由為敵，將億萬人民當作黨國的人質」。

　　他慨嘆：

　　「連自己的國民也不善待，還能指望它善待世界嗎？」

　　4．應消除恐懼　讓人講真話

　　對改革停滯的焦慮，北京知識界的其他知名人士也有表達。主張「法治的市場經濟」之路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稱「改革尚在半途」，「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面臨選擇」。

　　他提到，目前有人提出的方案是「再國有化」和「再集體化」，「甚至要求高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再來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註3】。

　　北京學者蔡慎坤認為改革不足，他說：

　　「改革不僅限於人人有飯吃，還要人人敢說話，不因說話而恐懼！改革還要讓全民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而不僅限於少數人掠奪斂財。」

　　5．個人大集權　潛在危機大

　　經濟體制改革阻力重重，政治體制改革難以啟步，這關乎權力體制的弊端。

　　「一黨領導」體制是執政黨的集權體制，往往從寡頭集權轉為強勢人物（領袖）的個人極度集權，形成家長意志高於一切的家長制、一言堂，社會遠離自由、法治良制約束的文明之道。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王朝，就是極權主義的產物。

　　英國學者哈耶克（F. A. Hayek, 1899—1992）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德國／美國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比較研究希特勒、斯大林及其政黨，論析極權主義，觸及極權主義侵害個人自由，民眾被奴役而淪為工具。

　　哈耶克認為，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比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更加殘酷、野蠻。

　　6．防止法西斯　須制約公權

　　1980年代，中共中央評論文革的文件，批判文革時的法西斯主義專政。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1981.6.27），論及未能防止文革的主因，是「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此論突顯個人極度集權的社會禍害。

　　在斯大林、毛澤東之後的個人極度集權政體，同樣有「造神」運動和嚴密的社會管控，形成類似「文革浩劫」的潛在危機，其主因就在於權力無窮大、不受有效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