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的世界經濟論壇（WEF），剛發表2018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除列出經濟、科技競爭力之外，亦有新聞自由、制度等分類項目的排名。

　　在新聞自由類中，老牌共產黨社會（簡稱「老共」，這是中性術語不含褒貶）排名都極低。在140個被評估的經濟體中，紅色中國（紅中）排倒數1，紅越倒2，紅老（撾）倒3；紅朝和紅古（巴）未在評估之列。

　　1．華族聚居地　新港台領先

　　在全球競爭力的綜合指數中，排名前15的，大都是西方先進發達國，華族聚居地新加坡、香港、台灣亦在15大之內。

　　前10名依次是：美國、新加坡、德國、瑞士、日本、荷蘭、香港、英國、瑞典、丹麥。排11-15的是：芬蘭、加拿大、台灣、澳洲、韓國。

　　在5個「老共」中，紅中的排名最高，居28位，遠高紅越（77位）、紅老（112位）。紅朝和紅古如列入評估，排名諒亦甚低。

　　全球性的指數評分、排名，有不同選項，評分側重點亦有差異。

　　WEF的全球競爭力評估，以經濟總量（GDP）和人均購買力平價（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估算整體的市場規模。由於紅中的物價遠比西方國家低，其GDP總量居全球第2，故計算出來的市場規模最大，令紅中的綜合競爭力評分高。

　　在其它的全球指數，紅中的排名都低。在世銀的營商環境指數（2018年評估190個經濟體），紅中排78，遠低於華族聚居地新加坡（2）、香港（5）、台灣（15）、馬來西亞（24）及西方強國美國（6）。在華族聚居地，新、馬的華人分別約佔70%、24%。

　　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指數（2018年評估180個經濟體），紅中排110，遠低於新加坡（2）、香港（1）、台灣（13）、馬來西亞（22）及美國（18）。

　　2．新聞自由度　紅中排倒一

　　在WEF的全球競爭力分類項目新聞自由中，排名最高的12個是：1挪威，2瑞典，3荷蘭，4芬蘭，5瑞士，6牙買加，7比利時，8新西蘭，9丹麥、10哥斯達黎加，11奧地利，12愛沙尼亞。

　　除了排6、10的是拉丁美洲國家，其餘均為西方先進國家。德國（15）、加拿大（18）排名亦高，美、英則分別排40、35。

　　「老共」的排位，如本文第2段所列。在解體的「老共」中，體制弊端沉澱多的俄羅斯，排位低至121。

　　較早之前，無國界記者（巴黎）發表的180個經濟體新聞自由指數（2018），排名最低的一組也是「老共」：紅朝倒1、紅中倒5、紅越倒6、紅古倒9、紅老倒11。

　　華族聚居之地的新聞自由指數，台灣處於高位，其餘均較低，但仍遠高於「老共」。WEF的排位是：台灣37，香港57，馬來西亞118，新加坡124。

　　在WEF的分類項目制度中，華族排名是：新加坡3，香港6，馬來西亞24，台灣25；紅中則排65（紅越94、紅老119），與前4個經濟體的差距頗大。

　　具制度優勢的10強經濟體是：1新西蘭，2芬蘭，3新加坡，4荷蘭，5瑞士，6香港，7英國，8挪威，9瑞典，10丹麥。西方發達國家加拿大和美國，分別居11、13。

　　一個經濟體是否走向真正的文明之路，不只觀察其經濟規模（GDP總量）。紅中是第2大經濟體，外貿、外儲總量亦最大，但人均量甚小。

　　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的數據，2017年的人均GDP（美元），全球平均數略超過1萬，紅中只有0.86萬，遠低於新加坡（5.7萬）、香港（4.6萬）和台灣（2.4萬），只及愛沙尼亞的43%。

　　4．建新聞自由　走文明之路

　　一個國家、社會的文明崛起，離不開法治與自由的軌道。在法治和自由的社會制度之下，有獨立的民間媒體和充分的新聞自由，有包含壓力團體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才有監察公權、保障人權、護衛法治的社會動力。

　　「一黨領導」體制的改革，如果只局限於經濟範圍，避開政治體制特別是權力體制的改革，就不可能有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也不會有民間社會和新聞自由。從1990年代蘇東波之後的變化，可看出改革的深淺與社會文明程度的差異。

　　以WEF的新聞自由指數而言，「老共」及原體制弊端沉澱大的俄羅斯、原蘇聯中亞細亞的加盟共和國哈薩克等4國（現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都缺乏新聞自由，排名極低。

　　相反的，原是「一黨領導」體制的東歐一些「老共」，在蘇東波後改革權力體制，由極度集權轉向自由民主，朝向西歐化發展，其制度優勢和全球的新聞自由、社會自由、經濟自由、廉潔、民主指數，都遠強於5個「老共」和俄羅斯、中亞4國。　　

　　5．波羅的海國　自由排名高

　　在WEF的新聞自由指數中，原蘇聯波羅的海3個加盟共和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分別排12、22、32；原來抗拒蘇聯控制、早有自由化傾向的捷克、斯洛伐克，分別排31、25。

　　原亞洲「老共」蒙古，在蘇東波後經濟實力仍低，但公民選舉權和新聞自由度大有進步；在WEF的新聞自由指數居58，把「老共」和俄羅斯比下去了。

　　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回到斯大林、毛澤東的個人極度集權之路，必然只有個人崇拜的造神、家長制的一言堂，形成黨在法上、權大於法、家長意志高於一切的社會生態，民眾只是絕對服從的工具，社會不可能走向真正的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