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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港自由平台 沙葉新說左禍

丁望

原題:香港自由平台 沙葉新說真話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8.8.16,A19版
上網:2018.9.1
字數:原文1,888,上網3,676


  圖1,話劇《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在香港演出的海報,主演人為香港藝人焦媛(飾江青)

  關鍵詞:真話,良知,自由,獨立思考,醒悟,左禍,愚民,文革浩劫,香港平台,南遊文化人現象
  相關人物:沙葉新,胡耀邦,溫家寶,趙紫陽,李銳,資中筠,蔡元培,錢穆,唐君毅,羅香林,羅烈,李璜,徐訏,黃震遐,張愛玲,姚克,沙千夢,鄧麗君,焦媛,李達,毛澤東,江青,胡喬木,薄熙來,果戈里

  上海編劇家沙葉新(1939—2018.7.26)病故後,香港幾家報紙有大篇幅報道;對其代表作諸如《假如我是真的》,表示讚賞。北京、上海等地黨媒卻無悼念的訊息,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則刊出資深記者的文章,題為〈一部出格的話劇與耀邦主持的劇本座談會〉;它觸及假大空現象、《假如我是真的》引起的爭議。

  香港報紙紀念沙葉新的文章,對他的話劇創作談得較多。本文擬偏重述評知識分子良知、香港自由平台與沙葉新的創作,帶出「南遊文化人現象」的話題。

  寫傷痕文學 揭露黑暗面

  40年前的1978年,改革家胡耀邦(1915—1989)提出實踐說,在第一線主導「實踐檢驗真理」與「兩個凡是」的論戰,獲第一代幾位老人支持,促成有限度變通毛教條的「思想解放」新浪。

  這股新浪既催化農村體制改革(包產到戶),亦深深影響文藝界生態,大量涉及毛時代(1949—1976)特別是毛文革(1966—1976)的傷痕文學、社會主義悲劇文學,出現於文壇,並衍生探討「社會主義異化現象」的新思潮。

  話劇、電影劇本《於無聲處》、《假如我是真的》、《女賊》、《在社會檔案堙n,報道文學《人妖之間》,小說《苦戀》、《飛天》、《風雪茫茫》、《芙蓉鎮》等,是當時有代表性的作品。

  沙葉新於1979年創作的《假如我是真的》,根據上海的真人真事編寫而成。主角下鄉知青,冒充副總參謀長李達之子,走後門返城就業,並到處招搖撞騙,一直騙到文化局長、市委書記。上演雖獲觀眾歡迎,但不少官員不滿對幹部特權的描寫,認為抹黑社會主義制度,吵到中共中央宣傳部要求下禁令。


圖2,沙葉新發表談話。網絡圖片。

  胡耀邦講話 保護沙葉新

  當時任部長的胡耀邦特地召開「劇本創作座談會」(1980年2月12、13日),並發表長篇講話,闡述文藝政策,觸及文藝作品揭露現實「陰暗面」引起的爭議,呼籲不要以「一刀切」的強制手段,粗暴對待有爭議的作品。整篇演辭為「左的干擾」降溫,也勸告受指責者冷靜並修改劇本。他表示,「我的講話,不是命令,不是指示,我說的是一點意見,意見是可以討論的。」

  以這樣的商量口吻,對待一齣有爭議的戲,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無疑是「新鮮事」,展現耀邦的改革家胸襟。他雖迂迴保護了沙葉新,但1981年《假如我是真的》還是被迫停演,原因是「左王」胡喬木等推動「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的政治清算,又拿一批文人開刀。

  沙葉新寫《假如我是真的》,受俄羅斯作家果戈里(1809—1852)的影響。果戈里的長篇小說《欽差大臣》,以冒充「欽差大臣」的騙子哄騙「名流」的故事,諷刺趨炎附勢、逢迎獻媚。

  沙葉新筆下的騙子與《欽差大臣》的騙子一樣荒謬,是現實中常見的「社會現象」,諷刺現實的味道很濃。這是觀眾欣賞《假如我是真的》主因。


圖3,台灣電影《假如我是真的》公映海報。

  文人守良知 不做說謊者

  30多年前我曾評論《假如我是真的》,稱沙葉新是「醒悟一代」,意謂在毛時代的「左禍」和文革的「浩劫」中覺醒、省悟,從受「馴服工具論」影響的盲從者,到獨立思考講真話的人。

  這些年來,他多次在香港、美國演講或接受訪問。談得最多的,是毛文革的災難、當今的官場貪腐和弱勢群體處境,更議論知識分子的良知、拒絕說假話【表】。

  他提到八九學潮後政局變化、知識分子分化,被官場、商場沖走,「但還有一小部分在堅守」,「他們面對不公、面對邪惡,沒有閉上眼睛,沒有掉頭而去;他們仍有良知,還在堅持真理、敢說真話,堅持伸張正義,揭露黑暗」。

   他呼籲知識分子堅持良知。他說:

  「作家一旦成為明星,勢必俗不可耐。知識分子一旦依附權勢,勢必奴顏媚骨。

  他慨嘆知識分子已邊緣化,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是被迫說謊、不能說真話。但他呼籲知識分子保持使命感:

  「絕不能墮落為傳聲筒、軟骨頭、牆頭草和說謊者。

  藉自由平台 實現表達權

  沙葉新是體制內的異見者,長期任上海藝術劇院院長、上海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但經常發表「不同意見」。

  他推崇改革家胡耀邦、溫家寶,因為他們正視體制弊端、民間疾苦,在艱難的「形勢」下,能盡可能緩解民困,思想觀念亦比較開明;對於當權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回到毛文革老路者,如創唱紅重慶模式的薄熙來,早就持批判的取態。

  他的不少作品,不能在大陸發表、演出,卻藉香港的自由平台而與讀者、觀眾「見面」。評論《良心胡耀邦》一書,在香港出版;評論溫家寶關於文藝講話的演說,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

  他的劇本《幸遇先生蔡》,寫北大早期校長蔡元培(1868浙江—1940香港)及北大精神(獨立思考、思想自由、包容並兼)。搬上舞台的,是香港中英劇團。他感慨:「蔡元培藝術形象的首次出現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更應該出現的北京。」
 
  他還有寫政治人物的劇本《江青和她的丈夫們》。此劇不可能在上海、北京上演,由香港的焦媛實驗劇團以廣府話演出(焦媛主演,2010),後在加拿大、新加坡巡迴演出。

  他的《鄧麗君》,觸及「六四事件」敏感話題,也不可能在大陸出版、演出。

  思考型文人 醒悟後思索

  北京政局反覆多變,不同時段的政策差異往往很大。這些年政局急左轉,衍生知識界的亞文革,沙葉新宣布「退出體制」。在思想意識、言論監控趨緊之下,「敏感話題」的圖書下架,出版禁令增多,迫使沙葉新等藉香港的自由平台,實現「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

  除了沙葉新,李銳、資中筠的幾本書,也在香港出版、發行;連官至總書記的胡耀邦、趙紫陽,亦透過第三者依靠香港的平台,印製北京不能出版的文集或口述歷史。這就是「南遊文化人現象」。

  1950年代,有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文人的南下潮,形成獨特的「南來文化現象」。代表人物有創辦新亞書院的錢穆、唐君毅,高教界的羅香林、羅烈、李璜,文學和新聞界的徐訏、黃震遐、張愛玲、姚克、沙千夢等。

  這幾年的「南遊文化人現象」,是指北京、上海等地的思考型文人,到香港「自由行」,在演講、演出、出版中實現表達權。他們並不定居於香港,而是「彎道實現夢想」的遊客,即迂迴實現出版自由、表達自由等民權。

  「南遊文化人現象」的出現,關乎南遊思考型文人對左禍的醒悟、對真與假的思辨、獨立思考的精神。

  沙葉新曾在愚民的造神運動中迷失,「緊跟」造神者充當愚昧的工具,後來才有「思想改變」。他承認,文革時「非常崇敬」毛。他說:

  「我真是唱紅打黑(幫)的一分子,每天唱紅歌嘛,一天要唱幾次,吃飯要唱嘛。還有跳舞,那時候還有紅舞,我媽都去跳舞,在郵政局門口跳舞,整個地瘋狂。可是林彪爆炸使我感覺到毛澤東不是神。

表,沙葉新說讀書人、體制弊端

0引題

文章或講話摘要

1被迫說謊
 內心極痛苦

「文革中,我的劇本《邊疆新苗》挨批」,「四人幫在上海的幫兇要我檢討,我起先想抗爭,後來骨頭軟了,還是屈服了,寫了假檢討,說了假話。當時內心極為痛苦」,「我痛苦得差點精神崩潰,精神分裂。從此我再也不這樣了,絕不說假話,絕不假檢討。當然這很難做到,但我盡量做到。」

2知識分子
 獨立精神
 自由精神

「知識分子精神簡言之就是獨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
「不作工具,不當奴才。不接聖旨,拒不遵命。」
「只相信科學,只服從真理。不因『輿論統一』而放棄己見,不因『保持一致』而違心表態。絕不容許侵犯思考的權利,誓死捍衛心靈的自由!」

3愚昧的幫兇

「在20世紀,知識分子前半世紀是啟蒙的先鋒,後半世紀則是愚昧的幫兇。知識分子如果在本世紀還要擔負啟蒙的責任,那必須自己先要消除愚昧,先要接受啟蒙。」

4民眾說:
 現在缺陳勝吳廣

「我被友人拉去參加……江西『紅土地采風團』」,「在贛州古城外,見有很多小攤,便與一書攤的攤主聊天。」
「我說:『生意好嗎?』他說:『好什麼!這個地方能有什麼生意?城堣讓擺,見到就沒收,只好到城外擺;城外還繳稅,一個攤位兩塊錢,共產黨稅多,都給貪官發獎金了!』他還說他有一鄰居也失業,去年年終家中窮得只有鹹菜,沒法過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時另一攤主憤憤的插話說:『現在就缺陳勝吳廣了!』」

5官黑合夥
 靠抓嫖快活

「司法系統的黑幫化最常見的是司法幹部和偷、賭、毒、娼等領域的黑幫人員共同作案,坐地分贓。」
「一些地方的警員還勾結髮廊小姐,……設套誘嫖,獲取罰款。更有甚者,一些惡警,如民謠所說:『脫下褲子嫖娼,拉起褲子掃黃』。為何『黃』久掃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這些員警的衣食父母,把黃掃掉了,叫他們去哪堮頃金?叫他們到哪兒去白嫖!」

6先有黨內民主
 允許不同聲音

「民主就應該先從黨內開始,先實施黨內民主。黨內民主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在黨內允許不同聲音。……否則就是一人作主,一人獨裁,鐵板一塊,帶來災害。」

7改變極權政體
 實施憲政民主

「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在於改變極權體制,開創民主政治,實施憲政大法,三權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權利,實行言論自由,開放報禁網禁,民主選拔官吏,『主人』監督『公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