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政才政治案仍有人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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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政才政治案仍有人想不通

丁望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8.4.19，A17版
上網：2018.5.7
字數：原文1,888，上網2,445

　　關鍵詞：政治清算，羅織罪名，司法程序，判決，認罪，搞臭，清到位，示眾，法治

　　相關人物：孫政才，令計劃，郭伯雄，周永康，薛蠻子，高瑜，胡耀邦，溫家寶

　圖1，倒台前的孫政才（左）；在天津法院一審中讀稿「悔罪認罪」的孫政才（右）。網絡圖片。

　　孫政才的案件，於4月12日在天津一審。

　　第一黨報於13日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稱「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等突出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重慶日報》的「評論員」文，提到「仍有一些幹部群眾不明真相，受到蒙蔽」；聲言要「肅清孫政才惡劣影響……真正清徹底、清乾淨、清到位」，「把維護……總書記核心地位作為第一位的政治任務」。

　　早在去年7月15日，孫政才被撤去重慶市委書記職，不久遭扣留審查。9月29日，權力「雲端」以政治局會議之名，把在權力「高端」的政治局委員孫政才「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已離開重慶、被關押9個月的人，居然還能「蒙蔽」幹部、群眾，豈不是「神話」？

　　官方的政治宣傳，暴露孫案引起爭議；也發出繼續政治整肅的警號：政治清算將「清到位」，在強（敢）亮劍之下建立「核心地位」的絕對權威，達致高度的「集中統一」。

　　1．重政治清算　批背棄宗旨

　　引起爭議的主因，是政治清算和「先定罪後裁判」之弊。

　　去年7月24日，官方宣布對孫政才立案調查，並無解釋扣留的原因。直到9月29日宣布「雙開」，才透露涉及「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但批孫的要點在政治層面：「動搖理想信念，背棄黨的宗旨，喪失政治立場；……洩露組織秘密。」

　　接下去，是不停的黨媒政治清算。黨報稱孫政才、令計劃等是「政治野心家、陰謀家」，並稱頌總書記的決定「非常英明」，要「向總書記看齊」。

　　這一系列的訊息，突顯官方處置孫政才是以政治清算的手段為主，大肆羅織政治罪名，達致「搞臭」的目的。

　　值得關注的，一審庭審公布的起訴要點，只有收受財物的指控。關於「洩露組織秘密」等，並不在起訴範圍。黨媒清算與檢方起訴的落差，令社會質疑孫案。　

　　2．被告先認罪　違背刑訴法

　　就司法程序而言，官方的處置是否公正有不少疑點。

　　第一疑點，是媒體（黨媒）裁判（或稱輿論裁判）對當事人（被告）不公正。

　　在真正法治的社會，刑事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社會各界和媒體不得透過報紙、電視台等媒介，給被告羅織罪名、妨礙司法獨立，形成對當事人的輿論裁判。官方對孫案的處置，卻先聲奪人，指令黨媒對當事人展開政治清算，把他「批倒」，並有擁戴核心的表態。這是回到毛朝的媒體裁判。

　　一審的司法程序對當事人是否公正，是第二個疑點。

　　一審走完庭審程序（檢方起訴、證人出場、辯護人發表辯詞）後，法官未判決（院方稱擇期宣判）。但是在庭審的電視畫面，孫政才卻在讀稿：「咎由自取，罪有應得，自己心服口服，真誠地認罪、悔罪，真誠地服從法院判決」。

　　法院既然「擇期宣判」，被告怎麼在判決前有此表態？

　　1979年制訂、2012年第二次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簡稱刑訴法），第12條規定：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第50條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依據刑訴法，案件未依法判決，當事人在法律上是無罪的。在天津第一中院的庭審，孫政才竟先「認罪」並表示「服從法院判決」，豈不是太荒謬？

　　順著常理思索，當事人如果仍有個人的「自由意志」，而非遭受政治恫嚇、刑訊逼供或家屬安危受威脅，不可能在法院判決前「認罪」和「服從法院判決」。

　　在孫政才之前，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委員郭伯雄、書記處書記令計劃等，都有類似的表態。

圖2，四川省閬中市法院曾於2016年舉行公開宣判大會，召集居民觀看。網絡圖片。

　　3．電視示眾式　成為新常態

　　這幾年，政治整肅的非常手段，不只是把「要犯」扣押起來就要他認罪、悔罪（大都還未完成檢察院正式逮捕手續，更不要說法院判決），還押至電視台（或事先錄影）亮相，穿看守所囚衣，公開讀出認罪書。從知識界的大Ｖ薛蠻子、高瑜，到維權律師、抵制拆十字架的神父和「政治要犯」，都有這樣的「示眾認罪」。

　　這是變相的遊街示眾。毛首創的遊街示眾，是山寨式（毛說：「我在〈湖南農民運動參察報告〉裏講『戴高帽子遊街』……我是罪魁禍首。」據《毛澤東思想萬歲》，頁697）。

　　現在的電視示眾，則利用「現代先進傳播器材」，更有「強亮劍震懾力」的「立竿見影」效果。

　　這種「非常」的手段，成了見怪不怪的「新常態」，社會遠離真正的法治之道。

　　當事人的「反常」，官方的「新常態」，折射毛朝「認罪」表態模式的回潮。

　　在胡溫新政期間（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發表的〈政治夾縫中的絕路〉一文，提到毛文革時（1966—1976）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自殺前留遺書，結尾是政治口號：「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文章的評論是：「不做這種表態，家人恐怕也難逃牢獄之災。……在他身後，翦伯贊、傅雷等知識分子的遺書，也都做了這樣的表態」（新華月報2012年4月下第8期，頁71）。

　　孫政才的表態，與鄧拓、傅雷等的表態，只有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差。

　　4．兩高頒法釋禁遊街示眾

　　早在1988年，兩高（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就下達〈關於堅決制止將已決犯、未決犯遊街示眾的通知〉；2015年，最高法院下達的第3號文件，有此規定：「禁止讓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訴人穿著識別服、馬甲、囚服等具有監管機構標識的服裝出庭受審。」

　　改革家胡耀邦、溫家寶呼籲遵守人道主義原則。溫說：「要尊重一個人的人格，……犯罪的人都要尊重他們的人格。」

　　保護民權的法律，大都成了「白條」，顯現各級當權者的「左習慣」：「惡習難改，習以為常」（網民留言），這是逆社會文明之路。

　　肅貪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不糾纏於政治報復、政治表態；建立包括公務員申報財產、利益的廉政制，是不可或缺的制度構建。

　　更正：

　　本文在報紙刊出時，第一分題下第二小段：「政治清算要『清到位』，在強（敢）亮劍之下建立『核心地位』的絕對權威。」被錯排為：「政治清算把『清到位』在強（敢）亮劍之下建立『核心地位』的絕對權威。」其中「把」是「要」之誤植。特此更正，敬請讀友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