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布678號行政命令，任命香港特區的第5任行政長官。在任命儀式後的工作會議，李氏表達期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讓香港民眾更多受惠」。

　　5年前任總理的溫家寶，向當時候任行政長官說的話：「未來5年是香港發展民主的最好時期」，成為絕響。2013年3月國務院換屆後，再沒有高官提政改。

　　改朝換代，頂層權要的執政理念差異大，政治生態發生變化。前朝（胡溫新政）有和諧社會、新三民主義和科學發展之說，溫家寶更多次提「汲取歷史經驗教訓」、正視封建殘餘和文革遺毒。本朝則以核心權威、舉旗亮劍和「偉大鬥爭」為主旋律。

　　在政治層面　有四大難題

　　在「一國屋簷」下，香港不可能置身於北京政治生態之外。未來5年，香港沒有「重啟政改」的空間。

　　香港積累的「社會矛盾」已深，民怨亦多。在政治層面，新一屆政府面對凝聚社會共識、建立公信力的困境。其困，可粗分為四大類。

　　第一，北京「舉旗亮劍」的強勢和「我說你聽」的訓政模式，對司法、自由（如校園自主）層面的變相政治干預，令許多港人有兩制邊界模糊化、被加快陸化（大陸化、紅色化、赤化）的危機感，加劇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亦催化守護法治和自由的「自力救濟」意識，堅守兩制邊界、爭取民主和選舉權的社會抗爭增多。

　　第二，官方與民主派政團、社會抗爭群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和適度妥協，行政與立法關係惡化，官方行使公權力的障礙多。

　　第三，前二屆政府某些高官的貪腐和涉利益申報行為不當（一個長官和一個司長被判刑），一些高官的操守受質疑，令政府的公信力大大下降。

　　第四，港陸糾結加深，從西九故宮文博館的爭議，到高鐵的一地兩檢，香港的自治權、法治和秩序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壓力。

　　面對政治的困境，行政長官的施政將舉步維艱。

　　行政長官如果只是「一國屋簷」下的木偶，隨上面吊線者的牽動做騷（show），香港就會加快陸化，兩制邊界日益模糊，這是許多港人特別關注之處。　

　　 兩制漸模糊　缺乏安全感

　　行政長官如能承擔對港人的責任，在政治層面首先要正視許多港人的政治安全感脆弱。

　　安全感是基於基本法和本地法律，對原有制度和港人權益的規範、保障。

　　政治安全感的關鍵，一是包含司法獨立的法治，不受本地或外來政治的干預、衝擊；二是確保免於恐懼的自由，保持自由社會制度內的言論、新聞、出版、思想、宗教、出入境的自由和人身自由，尊重平等、人格尊嚴、生命價值、民主的價值觀。

　　面對港人的困惑，新一屆政府應有效緩解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危機感。

　　中國古代主張仁政的儒家，有一系列關於民情、民疾和安民的論述，如《孔子家語》曰：「知民所急。」

　　即使被某些人誤說為「只講專政」的法家，也有人正視民眾的恐懼和安居。法家典籍《管子．經言》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危墜，我存安之。」又謂：「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

　　現在的香港，就有「民惡危墜」之情（兩制邊界模糊，怕加快墜入一制的「深淵」）。行政長官如果切實依據基本法，確保兩制邊界不模糊、不移動，消除港人「危墜」之困惑，就可能讓港人有政治安全感，從而建立他的施政認受性、公信力。

　　一國兩制最大的危機，是法治受到的政治壓力或干預日趨增多。實例之一，是應對一些憤青的「港獨」兒戲，在基本法和本地法律範圍內可沿司法程序處置的，應該照舊處理（這也是特區律政司司長公開陳述的取向）。 　

　　政治干預下　法治受困擾

　　以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手段，按「政治需要」給基本法某些條文附加內容，並非真正法律意義上的釋法（「104條釋法」，2016.11.7）；此外，人大釋法還得完全依據法定的程序。倉促的釋法和程序的不完備，引起社會爭議，衝擊了香港的法治（本欄已以法律視角分析，2016.11.10及2017.1.26）。

　　實例之二，香港法院的審理案件和量刑，是依據法律獨立運行，法官有法定的量刑權（「一黨領導」體制下的法院稱為裁量權）。裁判的結果，不可能讓局外人「感受一致」，有人稱「過重」或「偏輕」，都是局外人主觀的感覺，不應該因此聚眾遊行抗議，寫恫嚇法官的「留言」或在牆上塗鴉。這種「輸打贏要」和「搞臭」的行為，不斷在香港重演，也是變相的政治干擾，是香港法治的不幸。

　　更令關注法治者擔憂的，北京有「舉旗亮劍」亢奮的某些「法律界人士」，一直鼓吹在香港司法層面提升「國家主權」的地位和影響力，可多以人大釋法的手段傳達「主權意志」。這是移動兩制邊界之想，將危及香港法治。

　　行政長官無疑要對「一國屋簷」盡責，也要對港人負維持兩制邊界之責。首先，是依據基本法和本地法律，維持原有法律體系的完整、司法的獨立和司法程序的公義。

　　凡涉及政治的案件，能依基本法和本地法律處置的，必須依循本地的司法程序；行政長官宜依據法、理向北京力陳，避免不必要的釋法。這是港陸兩利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