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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雞3隻5隻 姓資還是姓社

丁望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7.2.2,A10版
上網:2017.2.3,更新:2017.2.9
字數:原文1,888,上網3,073


 1980年後的公雞,可在毛塑像前自由行走了,農戶不必怕「割資本主義尾巴」。網絡圖片 。


  關鍵詞:養雞,姓資,姓社,割資本主義尾巴,南巡講話,家長制,一言堂,體制弊端,法治
  相關人物:鄧小平,胡耀邦,萬里,趙紫陽,田紀雲,華國鋒,江青,宋平
  引述歷史典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孟子.離婁)

  今年春節前後,是小平南巡(1992.1.18—2.21)25周年,如非政局左轉、局部回到毛老路,北京黨媒應有紀念文章。這幾天,黨媒刊出的,盡是突出核心地位的主旋律。

  小平南巡的地點,是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主要的考察項目,在深圳、珠海。他的南巡講話針對有人發表「七一講話」(1991),提出兩種改革觀和「姓資姓社」之問。他強調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不要糾纏於「姓資姓社」的爭論,應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政治上要「防左為主」。

  今年春節期間,北京等地的網絡留言或微博,有人提到南巡講話和反左的「歷史意義」。還有人趁雞年而重提雞故事,談得較多的是「割資本主義尾巴」,在說笑話中反諷現實社會的「左調」:「姓黨不姓黨」之問、「姓馬(克思)還是非馬」之問。

  割姓資尾巴 限制養雞鴨

  「割資本主義尾巴」是毛時代的政治口號、政治運動。所謂資本主義尾巴,主要指農民的自留地(種菜的小塊菜地)、自養畜(豬、雞、鴨);其次是城鎮的私人工匠(個體戶),違反「統購統銷」政策在黑市做小買賣者。禁止或嚴限種菜、養雞,既使農民生計困難,也使城鎮的食品供應更緊。

  在說雞故事中,有網站重刊田紀雲過去談「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事。今年88歲的田紀雲,曾任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副委員長。他提到1965年在貴州的見聞,說農村人民公社管控農民甚緊:

  「搞點家庭副業還會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一家養幾隻雞都有規定,超過是不行的。哪塊地種什麼都要按上邊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規定的很細。種的不對,就要拔掉。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簡直成了公社的『奴隸』,失去了生產的自主權,更沒有產品的支配權。」

  萬里也說過,農民在人民公社像個奴隸。

  在農奴化的公社,農民與生產隊、公社幹部的貓鼠遊戲是:「一見隊長來得急,家家戶戶藏母雞。」怕母雞被沒收或殺掉(號稱「割資本主義尾巴」),沒有雞種生蛋孵小雞。

  1976年10月江青被推倒,文革卻未結束(稱1976年10月文革結束是誤說),接著而來的是後文革(或稱「後毛」)時段,一直延續至1982年。

  在「後毛」時段,許多當權者仍推動「割資本主義尾巴」和「農業學大寨」。1978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副總理鄧小平(主席、總理均為華國鋒)訪問緬甸、尼泊爾,返程途中到成都,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1985年各省第一書記改稱書記)趙紫陽談經改,觸及「割資本主義尾巴」,有一段話成為「反左經典」:

  「有些地方養3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5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

  他認為「這是錯誤的,是形式主義」。

  高學蘭事件 因養雞惹禍

  3隻鴨(雞)和5隻鴨(雞)之爭,源自廣東對「農民搞副業」的爭論。1977年11月,小平到廣東考察聽地方幹部匯報,才知道這種怪事。胡溫新政時段(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拍攝的《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2014年放映),觀眾從片集中重溫3隻鴨和5隻鴨之爭。小平「開金口」之後,廣東農村「先改革一步」,可以私養豬、雞、鴨,不必擔驚受怕了。

  在貧困的西北各省,農民生活很苦,卻仍不准養雞,1980年仍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甘肅省(1958—1962年餓死很多農民)發生轟動一時的「高學蘭事件」。

  甘肅蘭州市西固區陳坪公社的農民高學蘭因病不能下地幹活,靠做司機的丈夫買點飼料「偷偷摸摸養雞」,被幹部稱為「搞資本主義土圍子」,面臨「割資本主義尾巴」之困。1980年夏天,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聽聞此事,表示支持農民「搞些副業」,風波才過去了。

  宋平沒下令「割資本主義尾巴」,是因為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主席制)胡耀邦和主管農業的書記處書記、副總理萬里,大力推動農村經改,支持試行包產到戶,救助飢餓中的農民。

  家長一言堂 權力無制約

  私養幾隻雞,居然有復辟資本主義之嫌,是不堪回首的往事。現在雖已無這種荒唐事,但許多人期望「汲取歷史教訓」,防止類似的左禍再來。

  「割資本主義尾巴」和「農業學大寨」持續很長時間,暴露「一黨領導」體制弊端。

  弊端之一,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公權沒有法律和制度有效的制約,人權缺乏保障,個人崇拜的造神卻熾熱,以致形成一人決策、一人聲音的家長制一言堂。

  毛時代的家長制,有反智、反科學的亢奮,衍生違背常識、勞民傷財的蠢事:全民土法煉鋼,競放水稻畝產數萬斤的「豐產衛星」,「割資本主義尾巴」和「農業學大寨」。其禍,恰如《孟子.離婁》言:

  「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弊端之二,以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論」管治社會,各級當權者以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行事,任意編造階級敵人、階級鬥爭;以「資本主義復辟」為藉口,實行漠視民疾、不顧民意的極左政策(如公社的農奴體制、收回自留地),以「割資本主義尾巴」為名的管控手段,恫嚇民眾絕對服從,以維護家長、長官的「絕對權威」。

  產生這些弊端的根源,是社會遠離法治軌道,當權者沒有人本施政觀。

 

表,豬、雞、鴨與紅色政治的糾結


引題

概況

1 名種豬:
從廣東大白花到香港黑毛

1-1,家畜中的豬產量大,產區集中於長江、珠江流域,廣東、湖南、江西、四川、江蘇,是商品豬大基地。
1-2,名種豬:廣東大白花豬、湖南寧鄉豬、江西萍鄉豬、四川內江豬、浙江金華豬、香港黑毛豬。

2 名種雞:
從北京油雞到九斤黃雞

2-1,家禽中雞的產量大,廣東、湖南、湖北、河南、江蘇、安徽、山東和河北,是主要產地。
2-2,名種雞:北京油雞、浦東雞(上海)、狼山雞(江蘇南通一帶)、蕭山雞(浙江蕭山)、壽光雞(山東壽光)、桃源雞(湖南桃源、新化一帶)和九斤黃雞。

3 名種鴨:
從蕭山鴨到華南鴨

3-1,鴨的主要產地,在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川、江蘇、安徽。
3-2,名種鴨:北京鴨、南京鴨、蕭山鴨、華南鴨。

4統購統銷政策(1953—1992):
從糧食、棉花到豬、雞、鴨

4-1,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實行統購統銷政策,關閉糧食自由市場,官方強制以低價收購農民的糧食。
4-2,後來,棉花、油料作物、家畜和家禽亦統購統銷。

5 定量供應的票、券、證:
從糧票、肉票到鹽票

5-1,物資的短缺、統購統銷的實施和城鄉人口流動控制,衍生各種供應票,首先是糧票,接著是油票、布票等。
5-2,1958年後種類更多:肉票、雞蛋票、鹽票、火柴票、鞋票等。
5-3,1994年,取消。

6 豬、雞、鴨與政治運動:
禁養或限養(1958—1980)

6-1,在1953年以來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私養家畜、家禽逐漸受限制。
6-2,1955—1956,「農業合作化高潮」中,部分農村限制私養豬、雞、鴨,謂要發展集體經濟。
6-3,1958—1960「大躍進」運動中,家畜、家禽由公社集體所有,禁止私養,違者有「割資本主義尾巴」之困。
6-4,1961—1962,因大飢餓(1958—1962),中共中央不得不實施有限度退卻政策,下達「農村緊急十二條」等文件,發還農民少量自留地(種菜),允許農民「搞少量副業」(養1條豬或3—4隻雞、鴨)。
6-5,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政策左轉,直至毛文革期間(1966—1976)各地「割資本主義尾巴」,收回自留地、禁止或嚴限自養豬、雞、鴨。
6-6,1984年,農奴化的公社全面解體,農民有養豬、雞、鴨和買賣的自由。

7 高級官員有特供:
從高質豬、雞、鴨到古巴雪茄

7-1,1958—1978,城鄉日常生活物資緊缺,農民長期吃不飽;市民也難得吃到雞蛋,每人每年可買幾次肉,約共8—12兩。
7-2,地方和中央高官,自1949年起有特殊物資供應(特供),1958—1978仍維持特權。
7-3,1957年,北京的「中央負責同志」享特供的160戶,每天獲特供優質豬3隻,平均每戶每天約3斤(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364—365)。

   .本文英文摘譯:
http://www.ejinsight.com/20170203-the-people-s-commune-modern-day-slave-c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