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領導」體制下的社會，黨在法上，官在民上，權比法大，官員多有官威的亢奮，恰如《聊齋志異》夜叉國的故事：

　　「出則輿馬，入則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為官。」

　　在當代的社會，有官威亢奮的官者，高高在上，不屑與民眾對話溝通。因此，有香港特區大官曰：西九文化區在5年內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下稱故宮文博館），不舉辦公眾諮詢，以免相關的中央部委尷尬（大意）。

　　港官「忽然宣布」建故宮文博館，事前密不透風，為「照顧」京官的面子（官威），竟「省略」法定的諮詢程序。此舉有違相關條例之嫌，亦暴露兩地的「官本位」之弊：目中無人（不向港人諮詢），依官意行事。

　　繞過公開諮詢的法定程序，引起獨立思考群的質疑，是港人近日特別關注的社會事件。立法會監察西九委員會副主席陳淑莊、都市規劃和園境界的專業人士，有是否「違反整體規劃原意」之問。

　　涉歷史文化　邀兩岸參與

　　以歷史文化的視角觀察，筆者歡迎故宮文博館「落地」香港，在長期的展出和演講活動中，展示中華歷史文化的大輪廓。只要是純歷史文物類的展館，而不附帶（或偏重）當代紅色基因的政治宣傳，應有助於港人、遊客對中華歷史文化的了解，讓人在回顧歷史和經濟發展、探索專制和戰爭的悲劇中，體認社會對話、和諧與文明的可貴。

　　對於故宮文博館，筆者還有伸延的願景：港方扮演更具活力的兩岸橋樑，在建館後，邀請在台北的故宮博物院，不時參與文物展出和相關的學術座談，讓分散兩岸的中華歷史文物能交匯於香港。這種交匯，既可讓兩岸收藏的古文物有「聚會」的平台，吸引兩岸和外地的中華歷史文化探索者，亦可讓香港的文化旅遊有增值的資源。

　　港官稱展出北京故宮的藏品，「大家（的）反應應該都是正面的」。既然評估「正面」，何必避開法定的諮詢程序？

　　港官的不諮詢「理由」，一是「若大家用大半年走這些程序，若有某一方面不同意，就會產生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二是以四川大熊貓作簡單的「類比」：2007年「中央送給香港」一對大熊貓，並無事先的港人諮詢。

　　這是站不住腳的。為了顧及京官及更高領導人的官威，避免「非常尷尬的局面」，聲稱「很難在社會上作所謂的公眾諮詢」【註1】，觸動了法律底線，不尊重港人的知情權、參與權，衝擊了香港的秩序文化。

　　避公眾諮詢　衝秩序文化

　　在西九建故宮文博館，佔地一萬平方米，耗資超過35億元，是大型工程和文化項目，絕不能與海洋公園收一對四川大熊貓相提並論，港官的簡單「類比」有點滑稽。

　　更為重要的，建館涉及法律和西九的規劃原意。

　　依據憲報公布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檔案編號27 of 2008，版本日期2008年7月11日），第19條對公眾諮詢的規範是：

　　「管理局須就關於發展或營運藝術文化設施、相關設施及附屬設施的事宜，及任何其他管理局認為合適的事宜，在該局認為適當的時間，藉該局認為適當的方式，諮詢公眾。」

　　香港是法治的社會。在「一國屋簷」下有兩制邊界的內涵，其一是行政管理在法治的軌道上，依據法律和相關的程序行事，以維護香港原有的秩序文化。

　　秩序文化是在香港法治、制度的基礎上，規範秩序、確立遊戲規則的社會文化；從排隊守序上車、公屋輪候，到大型公共工程項目立案前的公眾諮詢，都與秩序文化有關。《論語》謂：「禮之用，和為貴」，「約之以禮」，是儒家以禮約束個人言行的秩序文化理念，後人值得深思。

　　西九建故宮文博館，是在西九管理局法定的管理權範圍內，為何不能依據相關條例展開公眾諮詢？港官把法定的諮詢稱為「所謂的公眾諮詢」，令一群獨立思考的港人感到「港人被拋棄」（或許是誤會？）：不諮詢，京官說了算數？京官可能的「尷尬」比香港法律、法治還重要？這是兩制還是一制？

　　此問雖有激動之情，但顯現維護兩制邊界者的焦慮，港官有責任面對公眾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既有評估「正面」的自信，何不消除黑箱作業，讓港人享有知情權、參與權、監察權？

　　景觀和功能　應自由討論

　　公眾諮詢不僅涉及法律和程序，還關連公共工程規劃的「原創」（原意），包括景觀、功能的協調。

　　西九的規劃設計，可歸納為「三大」構想：大型表演場地（MPV）、大商場、大人流。這是兼顧文化項目、商業、旅遊多元利益，關乎不夜天式的動態協調。

　　故宮文博館是靜態、時序限制多的項目，與動態群湊在一起，景觀和功能未必協調。把故宮文博館設在文化中心、博物館一帶，或是更佳的「選項」。

　　這一類景觀結構、公共設施功能的爭議，在「一黨領導」體制下難有公眾平台。五十年代北京強拆古建築群、九十年代建鴨蛋型全西式劇院，都引起公眾質疑。建築學家梁思成（梁啟超子）曾呼籲保留北京的故都風貌，卻受到圍攻。

　　在自由制度下的香港，這一類爭議可在公眾諮詢、公共討論空間中辯論，不應刻意迴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