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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禁造神 北京熱炒核心

丁望

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2016.12.8,A18版
上網:2016.12.19
字數:原文1,888,上網2,210


 菲德爾.卡斯特羅在何塞.馬蒂雕像下,2003年。網絡圖片。


  關鍵詞:古巴共產黨,遺願,造神,個人崇拜,個人專斷,蘇共二十大,北京,政局左轉,主觀武斷
  相關人物:卡斯特羅,勞爾,何塞.馬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赫魯曉夫,陳雲,葉劍英,薄熙來,雷鋒
  引述歷史典籍: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荀子.解蔽)

  禁個人崇拜 不樹立雕像

  統治古巴50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1926—2016),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終於回到他策動726武裝暴動(1953年7月26日)的「社會主義革命聖地」聖地亞哥,骨灰於12月4日葬於何塞.馬蒂(Jose Marti, 1853—1895)墓旁。

  何塞.馬蒂是古巴獨立、民主運動的先驅人物和詩人,他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對古巴知識界有影響力。

  卡斯特羅曾長期擔任古巴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統),並曾兼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集黨政軍大權於一手,實行類似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模式的社會主義高壓統治。

  2008年完全「退居第二線」後,他略有反思,對個人崇拜(又稱個人迷信)有厭倦之情。他曾在黨報發表文章,事先特別囑咐不要放到第一版,低調些。

  他的遺願,是禁止個人崇拜活動。

  他的弟弟、現在古共最高領導人、85歲的勞爾.卡斯特羅(Raul Castro),在12月3日聖地亞哥的追悼大會上宣布:古巴將遵照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遺願,不讓機關、學校、街道等以他的名字命名,也不樹立其雕像。勞爾表示,將透過立法和行政管理,禁止個人崇拜的造神。

  這是古共權力體制改革的里程碑,與越共同類的改革步伐較合拍。相反的,中共、朝共仍在個人崇拜的造神狂熱中。

  回到毛老路 個人崇拜熱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後,政局左轉回到毛老路。權力體制變化的特點,可歸納為四項。

  第一,中共中央權力更集中於總書記一人,胡溫新政的「九頭分管」和分層負責消失,回到毛時代的大權獨攬。

  第二,復活薄熙來的重慶模式(2008—2012),重築毛神廟、再樹毛「高大形象」。到處攀比毛塑像的高度寬度,誦語錄,重演樣板戲(如《白毛女》),大力宣傳毛時代樣板(雷鋒和楓橋經驗等),宣揚紅色基因和延安精神。

  第三,重提階級鬥爭論,特別強調馬列主義毛思想指導地位、共產主義理想,並有「姓馬還是非馬」、「姓黨不姓黨」之問,鼓吹「強(敢)亮劍、震懾力」、強化專政職能。

  第四,樹立並大力宣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持續開展「兩學一做」(學總書記系列講話、學黨章、做合格黨員),鼓吹對核心人物的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維護其絕對權威(三絕對)。

  政局左轉使個人崇拜的造神熾熱,「姓黨」的官媒盡是毛時代流行的頌歌,如歌頌核心人物的核心地位,是「眾望所歸、名副其實、當之無愧」。

  北京政界、知識界對此「竊竊私語」。從一些網絡和博客文章的迂迴表述,可發現他們的質疑:現在的造神與八十年代初的改革背道而馳,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的決議(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禁止「無原則的歌功頌德」、「不允許搞一言堂、家長制」。

  集權和專斷 極左禍害大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有限度批毛,說:「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又提到:「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中共第一代高幹陳雲(1905—1995),曾提到文革10年(1966—1976)的個人崇拜之禍:「那時候開會就是翻語錄本,『萬壽無疆』還要喊三次,什麼早請示晚匯報,打電話先要念語錄。」

  他又說:「到了1975年冬,來了一個聯絡員,一個娃娃(按:指毛侄子毛遠新),毛主席的意見由他傳達,政治局開會由他向毛主席匯報。葉劍英同志對我講過,那時像他那樣的黨中央副主席也見不到毛主席。……這是黨內極不正常的狀態。」(陳雲文選﹝1956—1985﹞,頁218)

  一位學者提到他的研究:「翻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所記錄的1966至1976年間毛澤東批閱的文稿,可以發現毛澤東對這種形式變化(按:指經濟發展滯後)幾乎一無所知,更一無所言。他的精力還在階級鬥爭上。」(新華月報2013年2月上,頁96)

  毛時代以來的造神,是「一黨領導」體制下的愚民政策,加劇官員和民眾對領袖和原教旨主義的迷信,導致社會的蒙昧、蔽塞,恰如儒家經典《荀子.解蔽》言:「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不再說神話 古共里程碑

  古巴共產黨公開宣布禁止個人崇拜的造神,是權力體制改革的新嘗試。稱這種禁令是古共的里程碑,是因為個人崇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的政治癌症。「一黨領導」體制的變革,往往與反個人崇拜息息相關。

  在共運史中,最早全面批判斯大林(1879—1953)極左政策和個人崇拜的,是開啟蘇共「解凍時代」的赫魯曉夫(1894—1971)。他於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發表長篇報告,述評斯大林當權時(1924—1953)的個人崇拜和政治整肅中的大量冤案。

  蘇共中央編寫的《蘇聯共產黨歷史》,稱斯大林「衝昏了頭腦」:「他不適當地過高估計了自己的作用和功績,相信自己永遠不會犯錯誤,並且鼓勵別人頌揚他。」

  在中共高層,從毛到後來的造神者,都把自己神化為「絕對正確」的天才、救星,因而助長主觀武斷和瞎指揮的官場風氣,催化任意編造數字的大躍進、全民煉鋼,導致1958—1962年的大飢餓,超過3,000萬人餓死(大部分是農民和農村婦女、兒童);文革造成的災難更大,造神狂熱中竟有膜拜塑膠芒果的愚民活動。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沉重社會代價,是至今仍應記取的「歷史教訓」。

 本文英文摘譯:  
http://www.ejinsight.com/20161209-cuba-s-de-stalinization-vs-china-s-return-to-maoist-tr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