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個人崇拜　不樹立雕像

　　統治古巴50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1926—2016），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終於回到他策動726武裝暴動（1953年7月26日）的「社會主義革命聖地」聖地亞哥，骨灰於12月4日葬於何塞．馬蒂（Jose Marti, 1853—1895）墓旁。

　　何塞．馬蒂是古巴獨立、民主運動的先驅人物和詩人，他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對古巴知識界有影響力。

　　卡斯特羅曾長期擔任古巴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統），並曾兼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集黨政軍大權於一手，實行類似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模式的社會主義高壓統治。

　　2008年完全「退居第二線」後，他略有反思，對個人崇拜（又稱個人迷信）有厭倦之情。他曾在黨報發表文章，事先特別囑咐不要放到第一版，低調些。

　　他的遺願，是禁止個人崇拜活動。

　　他的弟弟、現在古共最高領導人、85歲的勞爾．卡斯特羅（Raul Castro），在12月3日聖地亞哥的追悼大會上宣布：古巴將遵照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遺願，不讓機關、學校、街道等以他的名字命名，也不樹立其雕像。勞爾表示，將透過立法和行政管理，禁止個人崇拜的造神。

　　這是古共權力體制改革的里程碑，與越共同類的改革步伐較合拍。相反的，中共、朝共仍在個人崇拜的造神狂熱中。

　　回到毛老路　個人崇拜熱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後，政局左轉回到毛老路。權力體制變化的特點，可歸納為四項。

　　第一，中共中央權力更集中於總書記一人，胡溫新政的「九頭分管」和分層負責消失，回到毛時代的大權獨攬。

　　第二，復活薄熙來的重慶模式（2008—2012），重築毛神廟、再樹毛「高大形象」。到處攀比毛塑像的高度寬度，誦語錄，重演樣板戲（如《白毛女》），大力宣傳毛時代樣板（雷鋒和楓橋經驗等），宣揚紅色基因和延安精神。

　　第三，重提階級鬥爭論，特別強調馬列主義毛思想指導地位、共產主義理想，並有「姓馬還是非馬」、「姓黨不姓黨」之問，鼓吹「強（敢）亮劍、震懾力」、強化專政職能。

　　第四，樹立並大力宣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持續開展「兩學一做」（學總書記系列講話、學黨章、做合格黨員），鼓吹對核心人物的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維護其絕對權威（三絕對）。

　　政局左轉使個人崇拜的造神熾熱，「姓黨」的官媒盡是毛時代流行的頌歌，如歌頌核心人物的核心地位，是「眾望所歸、名副其實、當之無愧」。

　　北京政界、知識界對此「竊竊私語」。從一些網絡和博客文章的迂迴表述，可發現他們的質疑：現在的造神與八十年代初的改革背道而馳，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的決議（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禁止「無原則的歌功頌德」、「不允許搞一言堂、家長制」。 　

　　集權和專斷　極左禍害大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有限度批毛，說：「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又提到：「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中共第一代高幹陳雲（1905—1995），曾提到文革10年（1966—1976）的個人崇拜之禍：「那時候開會就是翻語錄本，『萬壽無疆』還要喊三次，什麼早請示晚匯報，打電話先要念語錄。」

　　他又說：「到了1975年冬，來了一個聯絡員，一個娃娃（按：指毛侄子毛遠新），毛主席的意見由他傳達，政治局開會由他向毛主席匯報。葉劍英同志對我講過，那時像他那樣的黨中央副主席也見不到毛主席。……這是黨內極不正常的狀態。」（陳雲文選﹝1956—1985﹞，頁218）

　　一位學者提到他的研究：「翻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所記錄的1966至1976年間毛澤東批閱的文稿，可以發現毛澤東對這種形式變化（按：指經濟發展滯後）幾乎一無所知，更一無所言。他的精力還在階級鬥爭上。」（新華月報2013年2月上，頁96）

　　毛時代以來的造神，是「一黨領導」體制下的愚民政策，加劇官員和民眾對領袖和原教旨主義的迷信，導致社會的蒙昧、蔽塞，恰如儒家經典《荀子．解蔽》言：「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不再說神話　古共里程碑

　　古巴共產黨公開宣布禁止個人崇拜的造神，是權力體制改革的新嘗試。稱這種禁令是古共的里程碑，是因為個人崇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的政治癌症。「一黨領導」體制的變革，往往與反個人崇拜息息相關。

　　在共運史中，最早全面批判斯大林（1879—1953）極左政策和個人崇拜的，是開啟蘇共「解凍時代」的赫魯曉夫（1894—1971）。他於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發表長篇報告，述評斯大林當權時（1924—1953）的個人崇拜和政治整肅中的大量冤案。

　　蘇共中央編寫的《蘇聯共產黨歷史》，稱斯大林「衝昏了頭腦」：「他不適當地過高估計了自己的作用和功績，相信自己永遠不會犯錯誤，並且鼓勵別人頌揚他。」

　　在中共高層，從毛到後來的造神者，都把自己神化為「絕對正確」的天才、救星，因而助長主觀武斷和瞎指揮的官場風氣，催化任意編造數字的大躍進、全民煉鋼，導致1958—1962年的大飢餓，超過3,000萬人餓死（大部分是農民和農村婦女、兒童）；文革造成的災難更大，造神狂熱中竟有膜拜塑膠芒果的愚民活動。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沉重社會代價，是至今仍應記取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