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年初一的旺角事件（2．08事件），是和平抗爭與暴力行為的交纏。最初的街頭社會抗爭是和平的，在發生警民衝突後，部分抗爭者有暴力行為。暴力行為可能危害他人，也衝擊香港的秩序文化。

儘管有暴力行為，但不能把所有參與集會者抹黑為暴民、暴徒，或扯到「港獨」。即使有「本土」標籤的青年社團，也不能都說成暴民群，例如參與區議會選舉並贏得席位的青年新政，並無街頭暴力行為。

　　旺角事件後，官方的強勢行動引起爭議。許多港人質疑的是：一，官方倉促把事件定性為暴亂，有無充分根據？二，官方的大搜捕，有「秋後算帳」的政治取向；三，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未能回應港人的知情權訴求；四，迴避施政的錯失和民怨的積聚，只會加重社會危機。

　　定性為暴亂　是政治假定

　　旺角事件中雖有部分抗爭者的暴力行為，引起現場的混亂，整個事件定性為暴亂（暴動），稱為旺角暴亂（或旺角暴動），卻未必恰當。

　　2月9日上午，官方宣布把事件定性為暴亂。幾小時內，官民都只是從電視畫面知悉事件的輪廓，官方有何充分的根據去定性？

　　這是太倉促的政治假定。有學者懷疑是「無限上綱」的抹黑，更有人懷疑定性是來自北京的指令。先展開深入而無政治傾斜的調查，再對事件定性，或可避免政治的隨意性。

　　回顧歷史，可比較政治定性的輕重。北京學生的八九學潮，最初定性為動亂，直到6月4日軍隊開槍清場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6月5日的文告，才正式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胡溫新政時（2003－2013），改稱為「八九風波」。香港官方一口咬定旺角事件是暴亂，是否下手太重、理據不足？

　　有些政客和傳媒不僅把旺角事件稱為旺角暴亂，還稱參與抗爭者為暴徒或暴亂罪犯，這是不了解法律的偏見。基本法第87條規定：「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這是無罪推定原則，也是司法的程序公義。

　　罪與非罪是依據法律，旺角事件是否為暴亂，涉嫌暴力行為者是否犯暴亂罪，有待法官的獨立審判（基本法第85條規定：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而非行政官員的政治假定。在法院審判裁決前，任何人都是無罪的。

　　秋後大算帳　是順藤摸瓜

　　旺角事件後，大量參與者被捕。官方稱，參加集會者約700人，被捕者69人約佔10%。是否濫捕？是否順藤摸瓜式的秋後算帳？這是許多人的疑問。

　　所謂順藤摸瓜的秋後算帳，是指官方按旺角事件參與者的線索，追究2014年的雨傘運動活躍參加者，以達一網打盡的整肅。

　　社會上有秋後算帳的質疑，是因為有的被捕者並無直接參加街頭抗爭，更無暴力行為，而只是在街邊觀看的雨傘運動參加者。

　　旺角事件有許多真相未明，除了有錯捕之疑，還有明報記者在合法採訪中已表明身份卻被警察毆打，官方仍未澄清，官方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揭開真相。

　　2月11日，本欄提議對事件展開獨立的調查；2月14日，高等教育界有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聯署，但官方拒絕。

　　旺角事件的處置，不應停留於懲罰。更重要的，是由獨立調查委員會查清楚事件的真相、背後的社會因素，更應該正視民怨和緩解民怨。

　　《戰國策》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香港的一些大、中學生，成為不滿現實的「憤青」，必有令人「憤怒」的社會背景。

　　社會抗爭頻仍，有些參與抗爭者未能克制「憤怒」而訴之於暴力，要付出違法的代價；官方、學校、社會則應有緩解青年學生「憤怒」的人文關懷，緩和官民的緊張關係，在和平對話、理性溝通中尋求共生空間，不要火上加油。 　　

　　要正視憤青　建共生空間

　　學生參與社會抗爭，是常態。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 P. Huntington, 1927－2008）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說：「如果總統府是權威的象徵，那麼學生會所的建築物就是反抗的象徵。」

　　官方如果迷信「強亮劍、震懾力」就能維穩的教條，「社會矛盾」將更加複雜和尖銳，「憤青」的數量會大增。

　　「憤青」的出現和活躍於社會抗爭平台，關乎官方一些政策失誤和施政不當，北京對港加強赤化，兩制邊界的模糊，一國兩制正面臨危機。

　　政治的赤化、民主政制的難產、經濟利益的失落，催化年輕一代的社會抗爭。

　　經濟發展的成果，長期落入高薪官員和富商手中，年輕人或弱勢群體分享的比例甚低，貧富懸殊極大。年輕人缺乏向上的階層流動機會，對未來的「不確定」焦慮愈來愈大，難免會因失望而成為「憤青」。

　　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年輕人，護衛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制度，追求民主的平等權利，激發了守護香港家園的情懷，是很正常的事。官方不應一味打壓，令他們陷於「牆角困境」。打壓到無迴轉空間，他們會有牆角效應──衝出去的自救激情。

　　《國語．周語》云：「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為保持原有制度、爭取民主權利和同情弱勢群體，香港年輕人發出抗議之聲，官方不應一味採取高壓的堵塞（壅）。

　　香港官方要有承擔的責任，檢討施政不當或需改善之處，應要主動營造對話平台，用心緩解民怨、妥善解決相關的議題，更要構建促進社會和諧的青年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