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馬習會談，帶出國共和談的歷史話題：重慶談判。更有「聯想性」的「聚焦」，則是緬甸的選舉，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民盟，NLD）佔上風，「林行止專欄」云：「民盟勝券在握，已清楚寫在牆上。」（http://forum.hkej.com/node/127140）

　　在北京思考型知識群，重慶談判引發的歷史思考，涉及自由、平等、法治、民主、誠信的價值觀，知識分子對歷史事實的認知、獨立思考的良知、面對謊言的醒悟；而緬甸選舉與民主新潮，則拉大了北京與內比都（前首都是仰光）的政治差距，「民主中國」之夢更加遙遠。

　　從重慶談判　到政治謊言 　　

　　1945年8月，蔣中正（1887—1975）三次電邀毛澤東（1893—1976）到重慶，舉行國共和平談判。毛氏應邀於8月28日抵達重慶，與國民黨談判43天，於10月10日發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1】，即〈雙十協定〉。在9月18日紀念九一八抗戰茶話會，毛氏高呼「三民主義萬歲」和「蔣主席萬歲」【2】。

　　1946年1月10日，國共簽訂停戰協定。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舉行，由國、共及第三黨（民盟等）共商達成五項議案，包括和平建國綱領。

　　1946年7月，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直至1950年6月結束。中共黨史稱此戰為「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或「解放戰爭」。

　　從重慶談判，到國共內戰時城市中的中共反蔣抗議運動，吸引了不少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其因之一，是中共贊同和平、自由、民主的建國之路，而他們有改變現狀的訴求。

　　中共於1949年10月1日建政後，所謂和平、自由、民主都是「偽命題」，當權者並沒有真正實踐承諾。其「社會主義道路」並非和平之路，也不在法治軌道上，而是受馬克思（1818—1883）、列寧（1870—1924）的無產階級專政論「指導」。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連「黨內民主」都沒有，更無社會民主、民眾自由可言。

　　讀書人醒悟　不再受愚弄

　　經歷知識界思想改造（1952）、反右（1957）、大躍進（1958—1960）、文革（1966—1976）和反自由化（1981及1989）後，許多知識分子從愚昧的個人崇拜中醒悟，說出了「受謊言欺騙」的真話。

　　年高109歲的文人周有光【3】，自抗戰後期就在重慶接近中共，與周恩來相識，支持民主建國主張。後來，他發現中共的口號只是「哄騙」。在北京的一次聚談中，他提到在重慶「上了當」。

　　另一思考型文人韋大林，在〈愛國是如何成為賊的〉一文說：「1945年9月，毛澤東在回答英國路透社記者的提問時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然而，『大救星』一坐上那把『舊椅子』，就全然忘記了自己的承諾，不僅大權獨攬，一意孤行，大搞政治運動，陷國家於混亂倒退之中。而且不顧人民死活，竟然在餓殍遍野之時，動用巨款為自己修建行宮，口中念念有詞『為人民服務』，卻享盡人民為他的服務。」

　　他又提到軍中大貪官郭伯雄、朱和平「不約而同地一口咬定，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的傳播，是『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攻擊』，……必須打一場堅守意識形態陣地的『上甘嶺戰役』。難得兩位貪官如此憂黨憂國，他們是多麼愛這個不給人民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國家啊！」

　　五十年代留學蘇聯的法學教授江平【4】，在〈思考，思考，再思考〉一文，呼籲讀書人不可盲從。他提到「偉大、光榮、正確」的頌詞：

　　「一個領袖，一個政黨永遠是正確的，那就等於說他是真理的化身。我們曾經被這個美好的謊言欺騙了很長時間，現在有人徹底醒悟了，有人開始醒悟了。」

　　曾任社科院院長的胡繩（1918—2000），也提到三個頌詞。他認為，有三個頌詞，「絕不是說黨內沒有陰暗面，沒有問題」，「有人乘機整別人，往上爬，……突出的是貪污腐敗現象大量出現。」【5】

　　口號叫得響　民權缺保障

　　從毛時代到八九學潮後的「反自由化」，直至今朝的「亞文革」，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最大弊端，是高度集權，家長制一言堂排斥「黨內民主」、排拒民眾的參與權。

　　高度集權的家長制，衍生權力運行的兩種傾向，一是以無產階級專政論，強調階級敵人（或敵對勢力）的破壞、顛覆，把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對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期望，上綱到敵對勢力的「亡我陰謀」，並強化「專政職能」，以強亮劍的手段，達致家長制的震懾力；二是推動造神的個人崇拜活動，以愚民政策剝奪民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形成人身依附。

　　口號治國，是「一黨領導」體制長期的一大特色。中共十八大後，「美麗的口號」如法治、民主、自由、公平叫得很響。但掩蓋不了「亞文革」的真相：在知識界批憲政民主說、民間（公民）社會論、普世價值觀；在浙江等地，強拆教堂十字架；在鄉村，打壓因暴力迫遷而上訪的農民；在法律界，編造尋釁滋事、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大肆搜捕律師。這些社會事件，折射民眾自由權未獲法律有效的保障，社會遠離文明之道。

　　《貞觀政要》引諫臣魏徵言：「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太宗謂：「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執政者應切實以人為本，如果只喊「美麗的口號」而無實踐之誠，政治能清明嗎？社會上的假大空現象能消除嗎？

　註：

　1，中共把文件改名為〈國共雙方代表會議紀要〉，──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66），第4卷頁1099。
　2.中國近代大事年表，近代中國出版社（台北，1981），頁141。

　3.周有光（1906—），江蘇常州人，早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等唸書，1949年後曾任北大、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係漢語拼音方案制訂者之一。晚年的周有光，研究政治，敢講真話，呼籲中共放棄共產主義，建立自由民主社會。

　 4.江平（1930—），浙江寧波人，1951－1956年在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唸書，返北京後任教於北京政法學院（八十年代至今稱中國政法大學），1957年因講真話被列為「右派分子」，服勞役20年。八十年代，先後任北京政法學院副院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八九學潮期間，向中共中央建議以和平方式解決學潮。

　 5.中共黨史研究（雙月刊，北京）1996年第5期，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