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EBRITIES PRESS (HK)
  

 
 
 

   

校園政治警察 拔白旗插紅旗

丁望

原載:信報2015.8.13 星期四 
   時事評論版(A15版) 
   思維漫步 專欄
上網:
2015.10.6
字數:原文1,888,上網2,350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
〈拔掉教育戰線上的白旗〉(1958.8.20),書影

  關鍵詞:記憶鏈,似曾相識,拔白旗,插紅旗,政治警察,北大,武漢大學,亞文革,一黨領導
評介人物:馬寅初,毛澤東,王任重,戚本禹,齊民友

  「現在」與「過去」之間,有一條時間廊連接,這是人們的「記憶鏈」。漫步於「記憶鏈」去思索「現在」和尋找「過去」,往往可發現當今的政治生態或社會事件,有似曾相識的、「過去」的場景,令人有「重新發現」之感。

  近期港大副校長任命的風波,衝擊了香港秩序文化和「一國屋簷」下的兩制邊界,令許多人對加快大陸化即紅色化(專欄評論家練乙錚和畢永琴稱「赤化」)有焦慮感,擔心校園獨立自主、尊重學術自由的傳統在「赤化」中消失。

  以歷史的視角去觀察這場風波,可發現它與1958-1959年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以下稱「拔白」)有似曾相識之處。

  從黑旗事件 到紅白之爭

  不大留意歷史的香港讀者,對於反右、文革或有些了解,對「拔白」可能是不甚了了,這是本文論述「拔白」的一個原因。

  另兩個原因是:

  一、「亞文革」續在大陸校園擴大(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50723.htm),除了紅頭文件指令大學按「習總指示」加強意識形態鬥爭之外,還有中央三部(中組部、中宣部和國務院教育部)的紅頭文件:〈關於領導幹部上講台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指令省級領導幹部入校園,上講台推動深入開展「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學習宣傳教育」。有思考型學者指出,這類「政教」與「拔白」有近似之處。

  二、北京等地的一些傳媒,在7月、8月發表一系列回憶「拔白」的文章,最引起讀書人關注的,是琴台散仙的〈我的瘋子舅舅〉(關於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程正渝的〈拔白旗〉(關於新疆八一農學院)。這一類「集體記憶」,讓人走過「現在」與「過去」的記憶鏈,興起比較探索的思維。

  官方的「拔白」,是指拔資產階級白旗、插無產階級紅旗即毛澤東思想紅旗。白者,是專注於知識化和專業的研習,排拒不斷喊口號的空頭政治,在涉及「政教」的場合,不是沉默寡言、對政治冷漠,就是對制度弊端或現實生活的「黑暗面」有直率批評。

  紅者,是思想紅,專注於「政治正確」的表態,大都有整人的「左習慣」,走「聽黨的話、按主席的指示辦事、做黨的馴服工具」之路。

  早在1958年前,就有紅、白或紅、黑之爭。1957年反右時,中共中央辦公廳發生過「八司馬事件」(或稱黑旗事件),戚本禹等8個年輕的紅派,把另2人稱為「黑旗」打成右派分子清算。戚本禹後來成為文革紅人,獲毛澤東、江青重用,為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的骨幹。

  「拔白」的點火者,是鼓吹階級鬥爭論和無產階級專政論的毛澤東。早在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他就大談紅、白,強調「又紅又專」;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更號召幹部「大拔資產階級的白旗」。


馬寅初


  批判馬寅初 有人變瘋子

  「拔白」在機關、學校、科技工程界展開,策略是「火力集中於大學」。

  大學的「拔白」,由校黨委部署。地方上的重點大學往往由省委直接控制,定誰為「白旗」、鬥爭什麼人早有安排。一大批政治警察在校園動員學生批教授,以大字報、批判會方式清算。

  所謂政治警察,不是源自正式紅頭文件的名稱,而是知識分子私下對「整人積極分子」的稱呼,他們是各系的政治輔導員、黨團幹部,或是師生中的「階級鬥爭積極分子」。


  北大是「拔白」重災區,批馬寅初(1882-1982)更是重災之重。馬氏是北大校長、早年留學美國的經濟學家,1957年7月發表《新人口論》,主張節制生育、適度控制人口,引起毛澤東不滿(毛跟著蘇聯喊「人多好辦事」)。1958年4月,北大黨委逢迎「毛意」,以大字報猛批馬氏的《新人口論》和政治觀,把他當「資產階級白旗」,他秉持良知、挺直脊樑,拒絕「檢討認錯」。1960年,他被撤去北大校長之職,賦閒在家,撤職的原因,是政治警察編造了如下罪名:「一貫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服務……一貫反對黨」(人民日報1979.9.14)。

  華中的名校武漢大學也是「拔白」的重災區。在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湖北左王)直接控制下,中共創始人之一、校長李達(1890-1966)失去話語權,學校的黨委按王任重的長官意志,「集中火力」批判數學系黨支部書記齊民友教授。齊氏是研究羅巴切夫斯基幾何學的數學家,被稱為「白專」,是武大的「資產階級白旗」。為了「齊民友的白旗倒下」,中共中央機關報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拔掉教育戰線上的白旗〉(人民日報1958.8.20,頁7)。


王任重(湖北左王)關於「毛紅旗」的題字,羊城晚報(廣州)


   在「拔白」中,很多師生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被清洗出校園,不少人被劃為漏網右派、反革命分子押去勞改。

  琴台散仙的〈我的瘋子舅舅〉(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033.html),是很值得港人細讀的回憶錄。它記述有數學天才、熱中研究「費爾馬夫定律」的「二舅」,於1956年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在「拔白」中被指為學生中的「白旗」,被迫得發瘋。它也提到武漢大學的「拔白」是「全國聞名」,教授、副教授391人被指為「白旗」,被批的學生305人。

  此文沒有怨與恨的激情,只是平靜的說「二舅」如何成為「瘋子」的故事,敘述他擺脫「囚徒困境」的艱險。

  缺獨立思考 失創新活力

  「拔白」是毛澤東反智反科學的產物,他把知識、專業研究扯到資產階級,以白、紅之旗把人分為兩派,並展開適應其個人崇拜的政治思想清算,知識分子囚困於「黨的馴服工具論」。

  「拔白」暴露「一黨領導」體制高度集權的弊端,家長意志高於一切,權力可以編造出各種政治罪名整人。掌權者利用缺德、狠鬥、踩著他人往上爬的政治警察,形成監控網和「群眾專政」的社會恐怖氣氛,如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說的,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沒有自由可言。

  「拔白」暴露知識人缺乏講真話、獨立思考的空間,在「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教條之下,人們只能「隨大流」求生存,整個社會缺乏思考、創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