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與「過去」之間，有一條時間廊連接，這是人們的「記憶鏈」。漫步於「記憶鏈」去思索「現在」和尋找「過去」，往往可發現當今的政治生態或社會事件，有似曾相識的、「過去」的場景，令人有「重新發現」之感。

　　近期港大副校長任命的風波，衝擊了香港秩序文化和「一國屋簷」下的兩制邊界，令許多人對加快大陸化即紅色化（專欄評論家練乙錚和畢永琴稱「赤化」）有焦慮感，擔心校園獨立自主、尊重學術自由的傳統在「赤化」中消失。

　　以歷史的視角去觀察這場風波，可發現它與1958－1959年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以下稱「拔白」）有似曾相識之處。

　　從黑旗事件　到紅白之爭

　　不大留意歷史的香港讀者，對於反右、文革或有些了解，對「拔白」可能是不甚了了，這是本文論述「拔白」的一個原因。

　　另兩個原因是：

　　一、「亞文革」續在大陸校園擴大，除了紅頭文件指令大學按「習總指示」加強意識形態鬥爭之外，還有中央三部（中組部、中宣部和國務院教育部）的紅頭文件：〈關於領導幹部上講台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指令省級領導幹部入校園，上講台推動深入開展「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學習宣傳教育」。有思考型學者指出，這類「政教」與「拔白」有近似之處。

　　二、北京等地的一些傳媒，在7月、8月發表一系列回憶「拔白」的文章，最引起讀書人關注的，是琴台散仙的〈我的瘋子舅舅〉（關於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程正渝的〈拔白旗〉（關於新疆八一農學院）。這一類「集體記憶」，讓人走過「現在」與「過去」的記憶鏈，興起比較探索的思維。

　　官方的「拔白」，是指拔資產階級白旗、插無產階級紅旗即毛澤東思想紅旗。白者，是專注於知識化和專業的研習，排拒不斷喊口號的空頭政治，在涉及「政教」的場合，不是沉默寡言、對政治冷漠，就是對制度弊端或現實生活的「黑暗面」有直率批評。

　　紅者，是思想紅，專注於「政治正確」的表態，大都有整人的「左習慣」，走「聽黨的話、按主席的指示辦事、做黨的馴服工具」之路。

　　早在1958年前，就有紅、白或紅、黑之爭。1957年反右時，中共中央辦公廳發生過「八司馬事件」（或稱黑旗事件），戚本禹等8個年輕的紅派，把另2人稱為「黑旗」打成右派分子清算。戚本禹後來成為文革紅人，獲毛澤東、江青重用，為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的骨幹。

　　「拔白」的點火者，是鼓吹階級鬥爭論和無產階級專政論的毛澤東。早在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他就大談紅、白，強調「又紅又專」；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更號召幹部「大拔資產階級的白旗」。

　　批判馬寅初　有人變瘋子

　　「拔白」在機關、學校、科技工程界展開，策略是「火力集中於大學」。

　　大學的「拔白」，由校黨委部署。地方上的重點大學往往由省委直接控制，定誰為「白旗」、鬥爭什麼人早有安排。一大批政治警察在校園動員學生批教授，以大字報、批判會方式清算。

　　所謂政治警察，不是源自正式紅頭文件的名稱，而是知識分子私下對「整人積極分子」的稱呼，他們是各系的政治輔導員、黨團幹部，或是師生中的「階級鬥爭積極分子」。

　　北大是「拔白」重災區，批馬寅初（1882—1982）更是重災之重。馬氏是北大校長、早年留學美國的經濟學家，1957年7月發表《新人口論》，主張節制生育、適度控制人口，引起毛澤東不滿（毛跟著蘇聯喊「人多好辦事」）。1958年4月，北大黨委逢迎「毛意」，以大字報猛批馬氏的《新人口論》和政治觀，把他當「資產階級白旗」，他秉持良知、挺直脊樑，拒絕「檢討認錯」。1960年，他被撤去北大校長之職，賦閒在家，撤職的原因，是政治警察編造了如下罪名：「一貫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服務……一貫反對黨」（人民日報1979.9.14）。

　　華中的名校武漢大學也是「拔白」的重災區。在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湖北左王）直接控制下，中共創始人之一、校長李達（1890－1966）失去話語權，學校的黨委按王任重的長官意志，「集中火力」批判數學系黨支部書記齊民友教授。齊氏是研究羅巴切夫斯基幾何學的數學家，被稱為「白專」，是武大的「資產階級白旗」。為了「齊民友的白旗倒下」，中共中央機關報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拔掉教育戰線上的白旗〉（人民日報1958.8.20，頁7）。

　　在「拔白」中，很多師生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被清洗出校園，不少人被劃為漏網右派、反革命分子押去勞改。

　　琴台散仙的〈我的瘋子舅舅〉，是很值得港人細讀的回憶錄。它記述有數學天才、熱中研究「費爾馬夫定律」的「二舅」，於1956年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在「拔白」中被指為學生中的「白旗」，被迫得發瘋。它也提到武漢大學的「拔白」是「全國聞名」，教授、副教授391人被指為「白旗」，被批的學生305人。

　　此文沒有怨與恨的激情，只是平靜的說「二舅」如何成為「瘋子」的故事，敘述他擺脫「囚徒困境」的艱險。

　　缺獨立思考　失創新活力

　　「拔白」是毛澤東反智反科學的產物，他把知識、專業研究扯到資產階級，以白、紅之旗把人分為兩派，並展開適應其個人崇拜的政治思想清算，知識分子囚困於「黨的馴服工具論」。

　　「拔白」暴露「一黨領導」體制高度集權的弊端，家長意志高於一切，權力可以編造出各種政治罪名整人。掌權者利用缺德、狠鬥、踩著他人往上爬的政治警察，形成監控網和「群眾專政」的社會恐怖氣氛，如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說的，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沒有自由可言。

　　「拔白」暴露知識人缺乏講真話、獨立思考的空間，在「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教條之下，人們只能「隨大流」求生存，整個社會缺乏思考、創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