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文攻武嚇　難解開糾結

　　10月6日星期一，部分請願者撤出旺角暴力場，中學生復課。回到校園的取向，顯現社會抗爭的格局，由官民對峙的緊張轉化為籌劃談判的舒緩。但是，談判之路艱難，或有後續的民間抗爭和官民對峙、官方武力鎮壓。

　　僵局的緩和或化解，關鍵的因素是掌握公權力的一方，必須正視民怨，釋出解決紛爭的誠意，並達成妥協方案，而非一味喊口號。

　　官方應對社會抗爭的策略，是拖字訣，不及時與學聯對話、切實回應民意；在拖延中消耗請願者的體力，也讓不滿堵塞馬路者積聚更多怨氣，以轉移「社會矛盾」。

　　北京的宣傳攻勢，以抹黑學生為主調。把10萬人的和平請願，說成與「外部勢力」勾結、「奪取香港管治權」的顛覆活動；把社會抗爭運動的負面影響，完全歸罪於他們。這樣的妖魔化，與八九學潮時鷹派抹黑北京學生相似。

　　與宣傳攻勢同步的，是一批「紅與黑大軍」到旺角踢場。「紅大娘」亮出剪刀恫嚇，揮舞刨瓜刀者發出「暴力豪言」，壯漢把請願者打得頭破血流，「臨時演員」上演「苦主控訴」，還有人毆打正在採訪的記者。

　　這都是由電視攝影機不斷「疊印」的場景，是抹不掉的「存在」，令人有紅色五月暴動（1967）再來之感。

　　「文攻武嚇」只是增加了官方的負資產。幾間大學研究中心的民調，是參考的指標。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在10月5日發表的民調，對於「佔中」現場出現暴力應負責任者的數據是：特首和港府官員29%，「愛」字號反佔中者17%，前線警察略大於13%，「佔中三子」略小於13%，參與請願者11%，前三類共59%；對於「袋住先」不同意的59%，同意的30%。

　　這一類的數據，在在說明「文攻武嚇」無法解開官民糾結。尋求實質對話的途徑，是各方應邁出的一步。 　

　　街頭大風波　三方各有責

　　解開糾結得從源頭著手，三方都要負起相關的責任。

　　九二二大罷課以來的社會抗爭，是因人大「八三一決定」引發。它列明2017年特首選舉的指令控制量化指標：候選人門檻是獲600提名委員（佔50%）的提名，相當於2012年150選委（佔12.5%）提名指標的四倍。這是「民主進程」的大倒退，違背基本法第45條的「循序漸進」原則。

　　許多港人對它的合法性、正當性有懷疑，是基於維護香港法治和市民的自主選舉權。北京當局要回應港人的質疑，而非藉口國家安全、外部勢力顛覆活動而搪塞。

　　香港特區政府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官方如開放公民廣場和添馬公園，給學聯等發出不反對集會通知書，請願者就有合法靜坐抗議的平台，不會由構想中的靜坐轉變為流動，衍生一場「靈活機動的游擊戰」。

　　官方步步為營進逼，使他們處於牆角困境，以致有堵塞馬路抗爭之舉。有市民致電電視台或在網上留言：是政府一手造成的。

　　許多市民未分享經濟成果，也是港府未盡責之處。碼頭工人、新界東北群體、上水居民聲援學生，與此有關。

　　請願者特別是在第一線的學聯等，亦有應承擔的責任。街頭抗爭難免造成負面影響，我曾呼籲正視：「在利益多元化的社會，受負面影響者可忍讓三兩天，太長了怨氣便愈積愈大。」

　　換地求妥協　減負面影響

　　政府拖字訣和馬路抗爭造成的社會負面影響，是急需解決的紛爭。星期五的官民對話，如果由官方談「政改的憲制基礎」，則仍是阿爺定調的政治宣傳，將無法「談判」下去。應以先易後難的次序，先商討「換地」安排。

　　本欄提出「換地」概念，意涵是：

　　一．官方向學聯等群體開放公民廣場或添馬公園，讓請願者有後續請願的平台；由學聯等重新提出集會申請，官方讓他們的和平集會合法化，也不向9月以來的街頭請願者秋後算帳。
　　二．請願者「讓地」，停止在旺角、銅鑼灣等零售業密集區的馬路集會，不圍堵交通要道。
　　三．學聯暫仍封閉政總附近官員汽車通道，以換取政府落實談判取得共識的安排（由第三者參與監察），在落實安排後恢復通道的順暢。

　　《易經．繫辭》謂：「剛柔相推，變在其中。」博弈的各方談判，必有剛性堅持的底線，但也應營造柔性空間，催生互有得失的妥協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