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一決定　學生有話說

　　香港學生打算罷課的近因，是人大「八三一決定」引起不少港人質疑；遠因是北京三十幾年前的「民主自治」承諾，並未在香港兌現。

　　對於港人的質疑，本欄的解讀是：北京官方聲稱，「八三一決定」是依據基本法第45條、68條，但把2017年行政長官候選人門檻的量化指標大幅提升（從12.5%上升至50%），2016年立法會的功能組則保留。這是「民主進程」的倒退或停滯，違背這兩條的「循序漸進」原則。

　　所謂民主自治（或稱「民主治港」），關乎1984年港大、中大學生會致函趙紫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要求將來的行政長官以普選產生，實現民主自治；趙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覆函，稱「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

　　兩校學生會的罷課宣言，都提到這項承諾仍未兌現。

　　學生會的宣言、學者群的聲明或談話，令人感受到牆角效應。學生對民主自治有美好的理想，期待2017年有自主選擇權的普選，但在北京「我說你聽」的訓政模式下，他們被擠壓在牆角。

　　這種「牆角困境」，衍生衝出去的激情、投身於公民抗命的意志，這就是物極必反的牆角效應。

　　學生可自主　非馴服工具

　　依據基本法、香港法律和相關國際公約，港人享有自由權。基本法27條規定：「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的自由。」

　　自由權具有自主性。自主性的背後，是個人對社會價值觀的判斷；在法治的社會，無人可強制學生充當政治工具。北京某些官媒的評論，卻把香港學生參與社會抗爭稱為充當「炮灰」。許多港生認為，這是抹黑他們。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只有「黨天下」（北京著名報人儲安平語），沒有真正的民間社會，自無獨立的傳媒；也無思想、言論的自由。在全權政治和長期愚民政策之下，下列口號曾流行一時：「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充當政治工具，成為大陸青年學生「愛國愛黨」的標誌。

　　在具有悠久自由制度、充滿民間社會活力的香港，大多數學生有獨立思考能力，不願淪為政治工具。

　　北京某官媒的評論，又稱香港學聯成立於1958年，原是港英政府控制的工具，受外國勢力「青睞」。此說並不符合事實，學聯和其他學生社團是獨立自主的群體，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完全控制他們。文革時（1966－1976），學聯的政治取向是支持文革，並非港英的工具。

　　八十年代以來，學聯的政治取向蛻變，追求民主。正視「一國屋簷」下的兩制差異，監察一國兩制的落實，期待香港民主自治的實現，參與監督政府的決策和施政，關注弱勢群體的處境和（香）港（大）陸關係的變化，是香港學運的主流取向。

　　從八九學潮到高鐵、國教爭議，體現學生的「社會關懷」熱情、和平理性參與社會事務的責任感，「炮灰」之說扭曲了香港的民間社會。

　　香港也有抹黑學生之說。有中學生提到，參加社會抗爭受到變相的干預或「警告」。香港是法治社會，干預中學生參加校外和平集會，違背《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公約於1994年在香港實施，它規定兒童（18歲以下）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13條）、結社及和平集會的自由（15條）。本欄2012年9月6日文〈官違兒童公約 學生絕食抗議〉，呼籲各方尊重兒童公約，確保中學生享有自由的自主權。變相干預自主權，以文革式的「舉報」變相監控學校和學生，都會受到抵制。

　　風聲讀書聲　抗爭與思索

　　讀《明史》（清．張廷玉主修），對東林黨人顧憲成（1550－1612）關注「窗外事」印象很深。《明史》寫他在東林書院講道：「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另據其他歷史文獻，顧憲成撰寫一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副後來讀書人常提起的對聯，突顯顧憲成和東林黨人既重讀書論道，也留意朝政弊端、閹黨橫行、民生艱困。

　　今日香港的許多知識分子和學生，在教與學之餘留意窗外事，乃至激發為民請命的使命感，有助於維護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弘揚包含自由、平等、人權、法治、民主、人格尊嚴的普世價值。

　　事事關心，還得思索社會抗爭方式的最好「選項」。9月22日全日罷課之後，其餘6天可否改為課餘集會、講座（中學生亦選課餘）？以減少對教學的影響，又較能爭取更多學生參與、更多家長的了解和支持，創造可持續的和平抗爭空間。

　　「堵塞遮打道」一類的偏激行為，則應避免。此行為不可能「迫使」政府讓步、人大常委會道歉。甘地式的靜坐抗爭、喚醒民眾，不產生妨礙民眾日常生活的社會負面影響，是更好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