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EBRITIES PRESS (HK)
  

 
 
 


阿爺拍板定案 推銷山寨民主

丁望

原載:信報2014.9.4星期四
   時事評論版(A24版) 
   思維漫步 專欄
上網:2014.10.22

字數:原文1,888,上網2,233


八三一之後,香港中文大學校園的民主女神像。
攝影: Chau Ho Man@USP

  關鍵詞:八三一決定,山寨民主,指令控制,指導控制,候選人門檻,量化指標,循序漸進,阿爺拍板,我說你聽
  引述歷史典籍:善用兵法,屈人之兵而非戰也(孫子兵法.謀攻) 。


   人大常委會的「八三一決定」,聲稱2017年起,香港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候選人的門檻,是獲提名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票。

  在北京掌控香港政制話語權之下,這樣的決定是意料中的事。2010年1月27日,本欄發表〈起義之說惹火 面對秋後算帳〉一文,觸及香港政制:「香港名為實行高度自治的特區,但在一國屋簷下,政制設計的主導權在北京當局;在特區之內,只有協商政治而無西方式的自由競爭政治」(
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00127.htm)。

  主導權(或曰話語權)的背後,是「兩控」:指令控制和指導控制,源自斯大林(1879-1953)、毛澤東(1893-1976)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命令經濟)體制的控制手段。這是1997年7月1日以來就存在的事實,「經篩選的投票」是「一國屋簷」下的「常態」。這是探討香港政制繞不開的話題。

  缺乏自主權 還是假大空

  官方稱,「八三一決定」是依據基本法第45條、附件一及後來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

  但是,它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受到許多港人的質疑。原因是:一.提名委員會的組成缺乏真正的「廣泛代表性」;二.港人缺乏「平等而普及」的參與權;三.候選人的量化門檻大大提高,2012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圈選,候選人門檻的量化指標是150個選舉委員提名(佔1,200人的12.5%),2017年則需超過50%提名委員的提名。

  2017普選模式,實是一黨領導體制下的「山寨民主」。選民並無完全的自主權,而是在1,200選委(選委的組成是向建制派和資產階級大傾斜)篩選下投票,並無真正的自主性選舉民主。


   這與中共中央、人大的「選舉」相似。中共各屆的中央委員,由政治局提出候選人名單,候選與當選的人數只有7%左右差額;政治局及更高職級者則是「等額選舉」。沒有真正選擇權、不能體現「投票人意志」的「選舉」,只是「山寨民主」的遊戲。

  對於2017普選模式,有人鼓吹「袋住先」;許多人則反問:為何接受沒有選民自主權的假大空?在一家電視台的時事討論節目,有觀眾致電說,為什麼要為1,200人背書?揀出的如果是爛蘋果,能投票同意嗎(大意)?道出不少港人對「袋住先」的排拒。

  改量化指標 權力不分享

  香港是高度開放型的國際大都市,有成熟、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早列入經濟發達地區,去年的人均GDP(美元),超過36,000元,遠高於大陸的6,500元和台灣的21,000元。港人普遍期望有選舉的參與權、監督權,期待擁有與經濟發展水準、自由制度優勢相適應的選舉自主權,這是社會發展、公民視野擴展的必然。

  北京理應依據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和民意,適度開放讓港人深有「參與感」的選舉(選行政長官)。儘管不可能「一步到位」實行無篩選的選舉,但最大限度地擴大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或在提委中納入「公民提名」類別,則是「循序漸進」的一步,不致失控「造成亂局」。

  修改基本法第45條和附件一,就有可能創造「公民提名」類別的空間。中共中央每次換屆,幾乎是修改一次黨章或八二憲法,寫入某某人的「理論」之類,「修改成本」甚低。北京當局如有意適度開放選舉的限制,修改基本法並非十分困難。

  就行政長官的量化門檻而言,「民主政制」不僅沒有「循序漸進」(基本法第45條),反而倒退了。量化指標的大幅度提升,是堵住非建制派的「入門」。這是不是對基本法的扭曲?值得港人討論。

  如前面的分析,香港行政長官的圈選有「兩控」機制。候選人門檻的量化指標,是北京預設的「安全閥」,是指令性的控制;1,200個提委篩選候選人和公眾投票,是運用組織動員對社會的指導控制。


  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稱,中共重視並善於組織動員。在香港,北京的組織動員和「愛國統一戰線」的運作,是實現「指導控制」的動力源。

  量化指標的提升與「兩控」的強化,折射北京治港的「核心理論」,是源自列寧(1870-1924)的「無產階級專政論」(見於〈國家與革命〉一文,《列寧選集》中譯版第3卷,頁163-271)。在此理論之下,權力是不與「無產階級」(或稱執政黨)之外的階級分享(《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史》,頁63)。

  香港的「高度自治」如同大陸的「人民民主」,是偽命題。大陸少數民族的「自由」,也是「假大空」的一類,在「一黨領導」體制下,執政黨對「少數民族自治區」的權力開放也是很有限。今年是民族區域自治法公布30周年,在所謂「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的民族區域自治」(《人民日報》2014年9月3日,第7版),長期由漢族的中共黨員掌控,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疆、藏、蒙、寧、桂)的書記沒有一個少數民族。前幾天才有蒙古族的巴音朝魯(中共中委)出任中共吉林省委書記,並未在少數民族自治區當權。

   香港行政長官候選人門檻的量化指標提升,與中共十八大後政局左轉和「亞文革」有關。

  我說話你聽 缺理性對話

  在「阿爺拍板,我說你聽」的強勢控制觀念之下,把對政制的不同意見(即使是很溫和的建議)上綱到敵對勢力甚至「獨」字號,是家長意志(即阿爺意志)下的政治假定,是以言入罪,暴露了「有商有量」的偽命題。「我說你聽」的訓話模式,只能激化「九十後的憤怒抗爭」,令更多港人排拒上面提及的政治背書。

  香港有許多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我說你聽」的說教模式、以「國家安全」之名排斥選舉自主權,是無法壓服思考者,產生跟著走的「羊群效應」。

  《孫子兵法.謀攻》云:「善用兵法,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把這句話移置於當今的香港政治生態中,或可解讀為:善於構建社會文明的人,以理性和「還權於民」的舉措,讓民眾信服;而非以假設的罪名,恫嚇、壓制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