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收主權　就是愛國者

　　發表白皮書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外宣辦）是「一個機構兩個招牌」，列為中共中央的部門序列。外宣辦主任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任，其頂層領導者是中共中央宣傳思想領導小組（現任組長由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劉雲山兼任）。中宣部和外宣辦，一直受制於「太上皇」。

　　外宣辦發表關於「一國兩制」的白皮書，是對中共中央既定政策的陳述，是對外宣傳的官方文獻，但在香港並無法律的約束力。根據八二憲法和基本法第8條、11條，香港的官民是按基本法為準則。

　　白皮書雖無法律約束力，但它對政策陳述的「政治傾斜」，有值得破譯的政治符號。白皮書關於「愛國者」的概念，源自鄧小平30年前（1984年6月）在北京發表的講話〈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白皮書並未介紹講話的背景，更避開「愛國者」的意涵。

　　大家長解釋「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接著，他強調：「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61）

　　同年1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接見商人包玉剛，說：「具備兩個條件，就是愛國和愛香港。……愛國，就是擁護統一，不搞分裂；愛香港，就是幫助香港人做好事，維護香港的繁榮。」（《人民日報》1984年12月21日）

　　胡氏只是重申大家長的觀點，歸納得更簡練。

　　現在不應迴避的歷史脈絡是：北京並不要求治港主體「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更沒有向香港居民提出贊成、熱愛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要求」。

　　不應迴避的，還在於不要「一片紅」的用人取向。大家長說，治港的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1984年10月3日）

　　政局多變化　寬緊有差異

　　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的對港政策，由第一代的鄧小平和葉劍英等主導、廖承志等協助制定；第二代的胡耀邦、趙紫陽等，大力支持「一國兩制」構想。預定中的香港「高度自治」，空間較寬。

　　八九學潮後政局左轉，1997—2002香港特區第一個5年，面對江朝大批自由化、宣揚敵對勢力論和「問姓資還是姓社」，香港受管控偏緊。

　　2002—2012胡溫新政，管控略鬆，23條立法和國教有「煞車」之舉。中共十八大後，「太上皇」的「後影響力」擴大，新權要大權獨攬，政局向左大轉彎；在強化全權主義和再神化毛澤東之下，香港自治缺乏寬鬆的政治氣候。

　　一些退休、在任的京官，常有教訓港人的「愛國調」。「主旋律」是宣傳外部勢力論（敵對勢力論）和擴大反擊「港獨」，教訓港人應擁護或熱愛社會主義制度。

　　一位退休的正部級高官稱，居住香港者（指華人）有義務「維護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不能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這是有「僭建物」的「愛國調」。基本法並無規定，香港居民有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義務」。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據上述的大家長講話，連治港者亦「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港的居民還有什麼維護、熱愛社會主義制度的義務？

　　許多港人不認同社會主義制度，留戀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特別是自由，不等於會「破壞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為了「撲奶粉」和爭幼兒園學額，早已精疲力盡，亟需休養生息，哪有餘力和野心「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稱社會制度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據八二憲法，社會主義制度包含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執政黨稱代表無產階級），實行公有制，堅持四項原則。香港居民有能量「破壞」這些上層建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