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灑西灣河　風雨故人來

　　2月26日上午，劉氏遇刺身中六刀，血灑西灣河。狂徒的暴行，令人聯想杜甫（712—770）筆下的狂風暴雨：「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光天化日，竟是一片昏黑之感，實因太恐怖了。

　　面對暴力恐怖，人間有情。許多人慰問劉氏，祝福他。萬人上街遊行，更有「風雨故人來」的溫馨：一是祝福早日康復，二是對新聞自由的憂慮，對記者忠於職守的鼓勵。這正是香港社會的可愛之處。

　　20年前，我與劉氏有一面之緣，那是在利園酒店的下午茶。我閱讀他在信報主編的法律版，後來也留意他主持編務的明報。

　　從香港國教之爭、高官僭建，到湖南李旺陽事件、香港捐川災款使用漏洞、北京官場貪腐事件等，都是相當用心的專題報道，突顯劉氏的編報理想、採訪模式的創新、不迴避敏感話題的勇氣。沒想到，敏感話題引來殺身之禍。

　　劉氏的被砍重傷，有「私仇說」，更有「政治報復說」。不管是因私仇而施暴，還是有政治恫嚇、報復意涵的追殺，都是恐怖行為，都損害新聞自由、侵犯人身自由，故贊同「新恐怖主義」之說。 　　

　　 揭政治真相　受死亡威脅

　　有「新」必有「舊」。沿著時光隧道尋找歷史脈絡，可以梳理香港新聞界面對恐怖主義的輪廓。

　　受恐怖主義威脅的黑暗期，是文革初期特別是五月暴動爆發的1967年，首當其衝的報紙就是明報。

　　1966—1967年，毛澤東的文革在大陸各地開展，繼「破四舊」的紅衛兵「紅色恐怖」，各地有鬥爭走資派、清查「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和武鬥。

　　香港的土共，也有文攻武嚇活動，文攻是在報刊上圍攻批判文革者；武嚇是發起「愛國反英」的五月暴動，到處放「土菠蘿」以顯「革命威力」。

　　文攻武嚇的「鬥爭對象」之一是傳媒人，首位遇害人是商業電台主播林彬，他因堅持譴責暴力而被暗殺喪生。在林彬遇難之後，明報成為「炮火密集」之處。

　　被列為報紙中的「第一鬥爭對象」，一是因為金庸在要聞版（第一版）的社評，譴責五月暴動；二是報紙以很大篇幅報道文革亂局，批判毛澤東、江青的文革左禍（報道刊於鄉土版，評論刊於自由談版，我的文革系列刊於要聞版的「本報特稿」欄）；三是副刊專欄，常有批評文革的政論，如項莊（董千里）、沙翁（倪匡）、林山木、十三妹的專欄和「北望神州」欄（周青）。

　　明報面對的威脅，是金庸和幾位主要握筆者，被土共「反英抗暴鬥委會」列入暗殺名單。在散發暗殺名單恫嚇之後，又有偽造的「明報鬥委會」抗英宣傳稿刊於明報。這是在鉛版做紙型印刷前，有人把一段新聞稿偷換為「鬥委會」稿。

　　從47年前「鬥委會」發暗殺名單的恫嚇，到今日劉進圖中六刀重傷，值得大家思索的是：香港雖有新聞自由的制度優勢，但揭露政治真相、觸及敏感話題、讓讀者有更多知情權，往往要面對風險，甚至面對死神的挑戰。

　　就侵害新聞自由而言，暗殺名單或揮刀亂砍是斯大林、毛澤東式的「防範性恐怖」，如同波蘭學者W.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在《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一書所言：斯大林式的恐怖，是針對被監控者的「防範預警」。

　　護新聞自由　是不歸之路

　　劉氏遇刺是因私仇，還是遭到政治報復，只是各方的「假定」，有待警方破案才能水落石出。不過，有一事實無法「抹掉」：政治人物常會動用黑勢力恫嚇、攻擊他人。

　　近幾年，假黑幫之手迫遷、殺人、放火或斂財，是地方、部門官員常用的手段。北京媒體熱議的「政法王」之子，就與四川大黑幫劉漢同流合污；中共南京市委副書記兼市長季建業，常指派黑幫壓迫民眾拆遷（北青網：〈季建業被查始末：動用黑勢力強拆〉；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主管政法系統的陳紹基（省政協主席），也利用黑幫「秋後算帳」並斂財。

　　從上述的事實去判斷，政治人物例如紅二代（官二代、公子黨）唆使黑幫「秋後算帳」和恫嚇，不是絕無可能性。

　　香港的傳媒生態，與北京政局息息相關。近年北京政局急左轉，出現「亞文革」，官方強化思想意識控制並「強硬維穩」，香港媒體生態難免受影響。政局如緩和，香港傳媒處境會好一些。

　　新聞界捍衛新聞自由要走的路漫長。面對壓力時挺直脊樑，尊重事實講真話，堅持為民請命。願與新聞界朋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