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燒牛肉　是修正主義

　　王氏的演講，從24年前在新加坡大學生辯論比賽和「土豆」，打開了話匣子。

　　1990年，他以台大學生辯論隊主辯人身份，與南京大學隊對壘。提到「彼此陌生」中聊起土豆的意涵。他「第一次知道」在大陸上土豆是指馬鈴薯（香港稱「薯仔」），而在台灣是指花生。藉這個小故事，他說出的「體會」是：兩岸「太多隔閡」，要「務實地面對差異」。

　　就兩岸的「隔閡」和時代差異而言，說土豆無妨伸延解讀「土豆燒牛肉」。

　　所謂「土豆燒牛肉是現代修正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轟動一時的「命題」，源自毛澤東（1893—1976）批判赫魯曉夫（1894—1971）的現代修正主義。

　　在中共黨史中，毛澤東把「放屁」填入詞中，是令人吃驚的「創舉」。在1965年秋發表的〈念奴嬌．鳥兒問答〉，有「批赫」之句：「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老赫說，蘇聯要走「福利共產主義」之路，人民要享受「一盤土豆燒牛肉的好菜」。毛把土豆燒牛肉視為「資本主義尾巴」，「福利共產主義」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和革命的現代修正主義，指責老赫「放屁」。

　　在宣傳他的「革命思想」中，官方媒體稱人民應「以艱苦為樂」，穿衣服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以「堅定革命意志」。

　　在1965年的華人聚居之地香港、台灣、新加坡，居民吃一盤土豆燒牛肉，是平常不過的事（在大陸，吃肉得有「肉票」，也未必有吃土豆燒牛肉的消費力）。「土豆燒牛肉」竟有現代修正主義的罪惡，這種社會豈有幸福可言？

　　「土豆燒牛肉」的歷史故事，足以說明「時代差距」。所謂差距，第一是指文革結束後的「改革開放」，導致農奴化的人民公社解體，民眾早已可以享受「土豆燒牛肉」之餐；包產到戶替代人民公社的「集體化」，恰恰證實毛的「試看天地翻覆」（戰勝修正主義向共產主義邁進）落空。

　　第二是指大陸的某些觀念、民生的改變，讓兩岸有對話、交流的空間。

　　錢穆唐君毅　揚人本精神

　　王郁琦從新加坡議土豆，談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他提到曾任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的唐君毅（1909—1978），是新儒家大師，與錢穆（1895—1990）、張丕介（1905—1970）等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弘揚傳統學術文化。他說，「在中國大陸輕忽中華傳統文化的1960年代」（指文革），唐君毅「在中華文化陷入黑暗長夜時，依舊堅強地相信靈根自植。」

　　他引述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1897—1969）的〈俠出於偉大的同情〉，述評人道關懷和普世價值。

　　對於台灣的價值觀，他歸納為多元進取、勤奮樸實、誠信包容、群己關係和自由、科學、民主。對於保留傳統文化，他提到「珍惜正體字」和典籍。

　　他闡述台灣現代化的經驗：以王道精神、人本精神「邁向公民社會」；傳承傳統文化而「發揮嶄新的創意」，「以軟實力影響世界」。

　　對於他的演辭，本欄的印象是演說者會講故事，更擅長從歷史脈絡中表述現實社會的價值觀。他沒有刻意比較兩岸的制度和價值觀，卻讓有思考力的聽眾，從現實生活比較制度和價值觀的差異。

　　他迂迴提到文革之禍，觸及漢字的簡體化，表達對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執著，並沒有諷刺大陸現在的政局。但是，演辭發表於大陸政局左轉之際，思考型聽眾對他表述的價值觀，難免有現實生活的「聯想」。

　　 有思維碰撞　現反諷效果

　　中共十八大後，新權要傾向於造神的新權威主義。以「兩個不要」之說，重樹毛澤東的「高大形象」；全面批判憲政論、民間社會論，強化思想意識的控制；又關押維權律師許志永，取締他以和平方式推動的新公民運動。北京有知識界精英稱，這是回到「毛江老路」。

　　王郁琦演辭中的自由、民主、科學和王道精神、人本精神、公民社會，與大陸「左局」的「思維碰撞」，令思考型的聽眾有反諷之感。

　　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優勢，維持兩岸的和平現狀、避免戰禍，是港、台許多居民的期望。

　　香港的一國兩制有無前景，台灣與大陸能否縮小制度、價值觀、國民素質的差異，關鍵因素是大陸執政黨走法治之路，在良法、善制、厚德的基礎上，構建現代化文明社會。法治是國家、社會之根本，當政者應以人為本、植根固本，如唐代諫臣魏徵（580—643）云：「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貞觀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