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893.12.26—1976.9.9）「誕辰」（冥壽）120年紀念活動，即將在北京、湖南、陝西、上海等地展開；在江西井岡山的座談會，則於前幾天舉行，毛的家屬和陳毅長子陳昊蘇參加。

　　北京官方媒體的「主旋律」，是宣傳毛的「偉大功績」，重樹毛的「高大形象」。頌毛者說，毛時代是平等、廉潔的社會，幹部為人民服務，沒有特權，沒有貪污。媒體稱他是「名教授」。

　　毛時代（1949—1976）存在特權、貪污和浪費，是毛並不否認的事實。白紙黑字的紀錄，在普通的官方文件都能找到，「名教授」卻說「毛時代沒有貪污」，暴露並未涉獵歷史文獻、不了解毛的相關講話。

　　1．毛批示提到　貪污很普遍

　　所謂毛時代沒有貪污、沒有貪官，是「頌毛潮」的「流行說法」，常見於極左派、極毛派的媒體。

　　毛時代有無貪腐現象，並不難找到相關的文獻，像《毛澤東文集》（以下稱「毛文集」）一類的「初級文獻」，就有關於貪污、浪費、侵佔的講話和批示。

　　「毛文集」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依據解密檔案編輯，其中第八卷收入毛在1959年的批示，提到要「幫助幹部從貪污浪費的海洋中拔出來，一身清淨」（頁35）。

　　毛的批示，關乎大躍進（1958—1960）、人民公社（1958—1984）及其釀成的大飢荒（1958—1962）。在大飢荒中，超過3,000萬農民餓死，許多農村幹部、城市國企和商店幹部大肆貪污、挪用。

　　上引的批示還有下列一段話：

　　「以貪污形式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所得）的問題，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也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並非最近才發生。」（頁36）

　　批示寫於山西、湖北省委的「報告」。「報告」敘述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狀況，觸及「缺口糧」（農民飢餓）和幹部貪污、浪費、侵佔農民的勞動所得（錢、糧等）。

　　「毛文集」收入的批示加了註釋，關於湖北麻城縣的批示有此註釋：

　　「在算賬過程中，發現生產隊許多幹部貪污挪用現象嚴重。」（頁37）

　　在官方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也有類似的紀錄（第八卷，頁187－190）。

　　毛的批示有「貪污浪費的海洋」一語，又強調「許多幹部貪污挪用現象嚴重」，凸顯官場很腐敗，並非今天極左派、極毛派說的「幹部清廉」。

　　2．高幹內參品　揭貪官惡劣

　　除了權要的文集、年譜和回憶錄，高幹「特供品」之一的內參調查報告，如《內部參考》（新華社授權主編），也有農民飢餓和幹部浮誇風、貪污、以權謀私的調查報告。

　　《內部參考》3136期（1960年11月16日）提到山西農村貪污浪費和浮誇風、命令風、特殊化，有的「情節十分惡劣，民憤很大」（頁3）。河南信陽地區發生大飢荒，農村幹部竟「採用多種惡劣手段」剋扣群眾糧食，把侵佔的糧食在黑市中高價出售（頁13）。

　　《內部參考》3142期的〈句容縣城東公社「五風」十分嚴重〉，是關於「五風」的調查報告，觸及幹部浮誇風、共產風、命令風、瞎指揮風、特殊化，造成農民的飢餓、人身受侵犯；也提及名級幹部的貪污、挪用和浪費。

　　關於江蘇省句容縣城東公社幹部的「特殊化」（1958—1960），它說：

　　「普遍存在，主要表現在生活上、工作作風上，一般是從小揩油發展到剋扣油糧，到貪污、受賄，……拆賣民房，私賣耕牛，大量貪污盜竊，……具體表現是：多報冒領，從中揩油；燒小灶，吃夜餐，吃飯不交糧票，甚至大吃大喝。」（頁13） ﹝按：餓死的耕牛，由幹部分掉「加餐」﹞

　　它又說：

　　「群眾稱這個大隊的書記、副書記、副主任、會計五個幹部為『五路財神』。……這種大吃大喝之風，引起群眾嚴重不滿。群眾反映說：『死了人，沒人睬，無人抬，死了耕牛大小幹部一齊來』。」（頁13）

　　北京《炎黃春秋》發表的安徽亳縣農村紀實，記述大飢荒時，「操實權者，從縣委到生產隊幹部多吃多佔成風」，生產隊幹部吃掉（貪污）農民口糧達一、二成。城父公社宿莊生產隊長「對農民採取扣飯」，貪污農民口糧私賣，以致「全村死人比例大大超過鄰隊」，他又「姦污婦女十餘人」(2009年第10期，頁31、31)。

　　城市國營企業的貪腐亦猖獗。1958—1960年，山東濟南鋼鐵廠幹部大肆斂財和「性侵略」：

　　「 鋪張浪費以及貪污盜竊等情況十分驚人」，「浪費國家資財一千二百三十九萬元……貪污分子一百多名，佔管理人員的20.7%，……貪污手段極其惡劣」，「部分領導幹部……道德敗壞，亂搞婦女，……他們在辦公室、機器旁、職工宿舍、百貨商店、鐵道涵洞，甚至在眾人面前和婦女胡搞。」（《內部參考》3140期文〈一個被工人稱為「無法大帝」的工廠〉，頁6—11）

　　大躍進後，各地的貪腐仍很嚴重。1963－1966年的城鄉四清運動，「重點」就是清查農村人民公社和國企的貪污。

　　3．從清廉指數　察制度差異

　　考察「一黨領導」體制下的官員特權和貪污，無妨參照國際通用的相關量化指標，以探索貪腐的原因。

　　設在德國柏林的國際透明組織（TI,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數（CPI,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是有參照價值的量化指標。

　　據12月上旬公布的2013年清廉指數，在177個國家、地區中，先進工業國、人均GDP高（多超過40,000美元）的自由國家和地區，排名最高。華人聚居的新加坡、香港、台灣也不低，分別排名5、15、36，評分是：86、75、61（排名1的丹麥、紐西蘭均91分）。

　　5個「一黨領導」的政治實體，排名都較低或很低：古巴63位（46分），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另列評介）80位（40分），越南116位（31分），老撾140位（26分），北朝鮮175位（末位，8分）。

　　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和東歐共產國家，解體後的清廉指數，大都仍較低或甚低（參閱表1）。

　　斯大林「赤化歐洲」前的波羅的海國家和中歐的波蘭、捷克、匈牙利，政治、經濟、文化水準和國民素質都較高，民間社會的基礎較強；蘇聯東歐解體後，改革較深較快並加入歐盟，人均GDP大都較多，CPI亦相對較高。

　　波羅的海沿岸的愛沙尼亞最高（28位，68分），立陶宛、拉脫維亞分別排名43、49（57、48分）。曾有爭自由、爭人權、反蘇共、反侵略之舉的波蘭、匈牙利分別排名38（60分）、47（54分）；由捷克斯洛伐克分解出來的捷克、斯洛伐克，分別排名57（48分）、61（47分）。

　　俄羅斯排名甚低（127位，28分）。前蘇聯在中亞的5個加盟共和國，原8個東歐共產國家中最僵化的阿爾巴尼亞，在蘇聯東歐解體後經濟仍甚落後，改革的步伐很小，人均GDP比較低，CPI也很低，烏茲別克和土庫曼均排名168（17分）。

　　4．歷史沉澱多　一黨制腐敗

　　從CPI的排名，回到上引毛關於貪污的普遍性、歷史性之說，本欄的伸延解讀是：「一黨領導」體制下的官員貪污，是長期普遍存在的權力異化現象；貪污至今仍猖獗，關乎體制弊端的「歷史沉澱」太多，蘇聯東歐解體後，一些國家消除「歷史沉澱」、推行改革不足，導致反貪的難度甚大。

　　「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是社會不在法治的軌道，執政黨及其黨、政、企官員高度集權，權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執政黨大於國家、權大於法，官員特權氾濫，基本人權難獲保障。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仍是許多地方官吏的「大特色」。

　　弊端之二，是缺乏防範、懲治濫權和貪污的有效制度，連公務員財產申報制也還「缺位」，行政問責制則虛擬化。

　　蘇東坡（1036—1101）的〈范增論〉謂：「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建立清明政治，必須正視「內部腐爛」，消除體制弊端，才有可能減少貪污、緩解民怨。